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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我点头的,是李超说的一句话。
他坐到我床边,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
“老婆,听妈的,先让小诺住一周,等她腰疼好了,再把房间还给你。”
“这样妈也安心。”
他说得很轻描淡写,仿佛只是在说晚上吃什么。
我看着他。
“李超,你还记不记得我上个月住院那天,医生在门口跟你说过什么。”
“说什么了。”
“医生说,我这次的风险系数比较高,一旦血压上去,可能要立刻剖。”
“那也没那么严重吧。”
我没有再说话。
我清楚拒绝要付出的代价。
一旦拒绝,我就要无休止地承受那些话,你太自私,怀孕还任性,妹妹多可怜。
李超会和母亲争吵,吵到最后,他会反过来责怪我,说是我让他陷入两难。
拒绝意味着无休止的冲突、眼泪和道德绑架。
而我怀着孩子,我没有力气打这一仗。
我点了头。
护士来帮我收拾行李。
她叠衣服的动作很轻,把监测带一圈一圈卷好,放进袋子里。
她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
我反而希望她说点什么。
妈妈一直在旁边帮我递东西,嘴里不停地说谢谢。
“晚晚,你真懂事。妈妈为你骄傲。”
这句话刺得我心口发疼。
我低着头,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箱子。
走出VIP病房前,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台监测仪。
屏幕上绿色的曲线还在跳,我女儿的心跳依旧强劲。
我妥协了。
普通病房在三楼。
我被推过去的时候,走廊里的灯管有一盏在闪。
房间里有两张床。
靠窗那张躺着一个正在阵痛待产的孕妇,她侧着身子,一直低声呻吟。
靠门这张是我的。
墙上有一块斑驳的水渍,形状像一只歪着脖子的鸟。
护士交代完监测仪和呼叫铃的位置就转身走了。
她走之前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失望。
我明白她的意思。
在她看来,这不是医疗决定,这只是一场家庭人情的妥协。
我的床位靠门,离护士站更远。
呼叫铃的线不长,我伸手够的时候,要侧过身。
那天下午三点半,我按了第一次铃。
不是不舒服,是想问一句宝宝还好吗。
来的护士不是上午那个。
“胎心正常,你躺着就行。”
夜里很吵。
邻床的孕妇每隔二十分钟就疼一次,她的丈夫坐在塑料凳上,握着她的手,一直在说,我在我在。
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半张脸。
我摸着小腹,压低声音跟里面的孩子说话。
我怕被人听见,所以我几乎是贴着肚子在说。
“对不起宝宝,让你在这样的地方待着。”
“对不起,妈妈没能保住那间房。”
掌心里,她动了一下。
很轻,像在拍我的手。
医学书上说,七个月的胎儿能听见外面的声音,能感知光线。
那她是不是听见了我在心里说的话。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李超才来。
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杯豆浆和两个包子。
豆浆是凉的。
包子的油把油纸浸透了。
“昨晚事情太多,我一回家就睡过去了。”
我没有接那袋早餐。
“李超,如果昨天晚上我和孩子出事,这份责任该算在谁头上。”
他拿着塑料袋,站在床边,没有回答。
他把塑料袋放在床头柜上,坐下来,两只手搓了一下膝盖。
“晚晚,你别老想着最坏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是医生告诉我的,不是我编的。”
“那医生也说了,及时处理风险可控。”
“及时处理的前提是我在这层楼能被及时看到。”
“护士站就在走廊那头。”
“走廊那头有十四个病人,两个护士。”
他不说话了。
他掏出手机,翻了两下,又放回去。
我看着他这个动作,忽然想起我们刚结婚那年,他也是这样,每次我跟他讲一件正经事,他都会把手机拿出来又放回去。
“李超,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问。”
“昨天晚上你在哪。”
“在家。”
“我按了三次铃,你没回消息。”
“我睡了。”
“我妈给你打电话了吗。”
他停了一下。
“打了。”
“她说什么。”
“她说让我早点睡,明天要上班。”
我看着他。
“李超,那间房是我交的钱。”
“我知道。”
“那你现在知道了什么。”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
“晚晚,我夹在中间也很难。”
我笑了一下。
“你没有夹在中间。你站在我妈那边,只是你没有说出来。”
他站起来,拎起那个塑料袋。
“我下午再来。”
他走了。
那袋凉豆浆留在了床头柜上,一直到中午我都闻得到那股豆腥味。
上午十点,护士长来了。
她拿着一本病历,站在我床边翻了两页。
“林女士,我看了你的转入记录。你原来那间是高危保胎房,为什么转下来。”
“家里人有安排。”
她皱了一下眉。
“谁签的字。”
“我不知道。”
她看着我,看了大概三秒钟。
“按照规定,转床要有患者本人或者直系亲属签字,还要有主治医生确认。你这份记录上,只有家属签字。”
“那算不算手续不全。”
她把病历合上,没有正面回答。
“我会跟医生反映。”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
“你这个情况,本不该转下来。”
她走了以后,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
我把它看成一封信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