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芬这辈子，最怕的事情，是站在角落里。
年轻时在纺织厂，她是挡车工，三班倒，车间里棉花絮飘得像下雪。别人嫌那个岗位苦，站八个钟头腿都肿了，她不。她站得直，手快，眼准，每年评先进都有她的名字。后来厂里搞文艺宣传队，她又第一个报名。唱歌，跳舞，演***，她扮李铁梅，辫子甩得又黑又亮，台下掌声哗哗的。那时候她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要么站中间，要么被人忘。她不要被人忘。她要站在灯底下，站在人堆最前头，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她。
如今六十六了，退休十几年，这个道理没变。只不过舞台从车间和工厂礼堂，搬到了小区的塑胶广场。广场不大，可在赵淑芬眼里，那就是她的人民大会堂。她是领队，是队长，是二三十个老太太的主心骨。音乐一响，她往中间一站，腰板挺直，下巴微抬，手势一打，队伍齐刷刷跟着她动。那种感觉，跟年轻时站在宣传队舞台上一模一样——被人看着，被人跟着，被人需要着。
可今年秋天，出了岔子。
街道要办一年一度的"重阳杯"广场舞大赛，十二个小区参赛，奖金三千，冠军还能代表街道去区里汇演。赵淑芬一听就坐不住了。上回她们队拿了二等奖，两千块，她高兴了半个月。这回要是拿了冠军，那可不光是钱的事，是脸面，是地位，是锦绣华庭广场舞队在整个街道的名号。她当场就拍了板：练。每天加练一个钟头，周六上午也加一场，谁也不许请假。
队员们嘴上应着，心里可有嘀咕的。有个叫张姐的，家里孙子要接送；有个叫刘姨的，膝盖不好，医生让少蹲少跳。可赵淑芬不管。她这人，一旦较起真来，什么情面都不讲。她把新曲子下载到音响里，是一首《最炫民族风》改编的快节奏版，咚次咚次，鼓点重得震脚。她自己先学会，再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抠给队员看。转身、挥手、下腰、踢腿，每个动作她都做得标准利落，像三十年前在宣传队里那样。
可她忘了一件事——她不是三十六了。
头三天还行，第四天早上起来，腰不对劲了。
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酸，从腰眼那儿开始，像有只手在里头慢慢拧。她以为是落枕了，揉了揉，热敷了一下，没当回事。下午照常带队排练。跳到第三遍，一个下腰转身的动作，她刚弯下去，腰里"咔"一声，像拧干的毛巾被人猛地扯了一下。她眼前一黑，差点栽倒，赶紧扶住旁边的音响架子。音乐还在响，队员们还在跳，没人注意到她这一下。
她咬着牙，站直了，继续跳。
疼是真疼。那种疼不是尖锐的，是沉闷的、持续的，像有人在她腰上绑了块湿冷的棉被，沉甸甸地坠着。每跳一下，那疼就顺着脊梁骨往上窜一下，窜到后脑勺。可她脸上带着笑，手势一点不乱，脚步一点不慢。队员们谁也不知道，她们的领队此刻正在心里数着数：一，二，三，四——还有八拍就结束了，撑住，撑住。
音乐停了。队员们呼啦啦围上来，七嘴八舌。
"淑芬姐，今天这遍齐！比昨天好多了！"
"那个转身动作，我还是慢半拍，你再给我示范一遍？"
赵淑芬笑着摆手："不急不急，慢慢来。你们先歇会儿，喝口水。"她一边说，一边不着痕迹地把右手背到身后，悄悄揉了一把腰。那一下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可脸上的笑一点没散。
等队员们散了，她一个人走到广场边的梧桐树下，赶紧把腰往树干上靠了靠。硬邦邦的树皮硌在腰上，反而舒服一点，像有人帮她顶着。她龇牙咧嘴地扭了两下，嘴里嘶嘶抽着凉气。
"不行了不行了，这把老骨头。"她自言自语，从裤兜里摸出一贴膏药。那是她昨天晚上从药店买的，云南白药的，热乎乎的一片。她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她，赶紧撩起衣裳，把膏药往腰上贴。衣裳一撩，露出白花花的后背，腰上已经贴过两贴了，青一块紫一块，像一幅抽象画。她把新膏药使劲按了按，放下衣裳，长长出了一口气。
膏药贴上去的那几分钟，是她一天里最松弛的时刻。热乎乎的药力透过皮肤渗进去，像一只温软的手在揉她的腰。她靠在树上，闭着眼，听着广场上队员们说笑的声音，心里忽然涌上一阵委屈。她六十六了，图什么呢？每天累得跟孙子似的，腰也疼腿也酸，图那三千块奖金？她退休金够花，不缺那俩钱。图那个冠军？冠军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回到自己那间空屋子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
可她知道图什么。
她图的是每天傍晚往广场中央一站，二三十双眼睛看着她，二三十个人跟着她的手势转。她图的是有人叫她"淑芬姐"，有人夸她"还是你带队稳"。她图的是那种被需要、被簇拥、被当成中心的感觉。这种感觉，从她年轻时站在宣传队台上就有了，像鸦片一样，戒不掉。一旦站上那个位置，再把她拉下来，她比死还难受。
所以她不能停。哪怕腰疼得直不起来，哪怕夜里翻个身都能疼醒，哪怕第二天早上起来腰硬得像块木板，她也得去。她要带队，要排练，要拿冠军。她要是不去，队伍就散了，别人就会顶替她的位置。到那时候，她赵淑芬是谁？一个住在老旧小区里的、没人记得的、普通老太太。
这个念头像一根鞭子，天天抽着她。
接下来的日子，她成了一个双面人。
白天，她是飒爽的领队。一身宝蓝色队服，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腰板挺直，手势干脆。音乐一响，她像上了发条一样，转身、踢腿、下腰，动作比年轻人还利落。队员们谁也不知道，她每做一个动作，腰里都像有针在扎。她咬着后槽牙，脸上挂着笑，笑得比谁都灿烂。
可一到排练间隙，她就原形毕露了。趁人不注意，她赶紧找个角落——梧桐树下，长椅后头，或者单元门洞里——把腰往墙上一靠，偷偷揉两下。膏药一天换两贴，兜里永远揣着个小药瓶，里面装着布洛芬缓释胶囊，疼得厉害了就偷偷吃一粒。有一回张姐来找她商量队形，她正歪在长椅上揉腰，张姐一走近，她立刻弹起来，手忙脚乱地把药瓶塞回兜里，装作在系鞋带。
"淑芬姐，你蹲那儿干啥呢？"
"没……没事，鞋带松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脸上又挂上了那个无懈可击的笑。
夜里回家，才是最难熬的。她住在五楼，没有电梯。每天爬楼梯，爬到三楼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扶着栏杆，腰像断了似的。进了门，连灯都懒得开，直接瘫在沙发上，半天动弹不得。老伴儿走得早，女儿又不在身边——虽然女儿结了婚，可小两口住得远，一周才来一次。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她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她侧过身，把腰垫在靠枕下面，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地躺着。疼得厉害的时候，她就咬着枕头角，不出声。她不能叫，叫了也没人听见。
可第二天傍晚，她又换上那身宝蓝色队服，梳好头，抹点口红，精神抖擞地下楼了。
队员们看见她，都夸："淑芬姐今天气色真好！"她笑着摆手："那是，跟你们在一块儿，我越活越年轻！"心里却在说：年轻个屁，我昨晚疼了半宿没睡着。
这种人前光鲜、人后受罪的日子，过了快两个礼拜。比赛越来越近，排练强度越来越大，她的腰也越来越不给面子。有一次一个踢腿动作，她刚把右腿抬起来，腰里"咔"又是一声，疼得她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旁边的刘姨眼疾手快扶了她一把："淑芬姐，你没事吧？脸色这么白。"
"没事没事，"她挤出一个笑，"刚才蹲久了，有点晕。"
刘姨将信将疑地看了她一眼，没再多问。赵淑芬趁人不注意，悄悄退到队伍最后面，把动作幅度放小了一半。可她不敢完全不做——她是领队，领队不做，队员凭什么做？她缩在后排，跟着音乐比画，脸上还是那个笑，可腰已经疼得没了知觉，像不是自己的了。
那天排练结束，她最后一个走。队员们三三两两散了，广场上只剩下收拾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