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一根晾衣绳说到一根电线开始的。
3号楼东边那块空地，本来是小区里的"边角料"。地不大，几百平米，靠着围墙，中间立着两根电线杆，一根是通讯的，一根是照明的。平时没人去，草长得半人高，偶尔有几只野猫在那儿晒太阳。五年前，赵淑芬带着几个老姐妹，拎着音响过去了。她们把草拔了，把地垫平了，音响往电线杆底下一搁，跳起了广场舞。五年下来，这块边角料成了她的舞台，也是整栋楼东边住户的一块心病。
心病最重的，是二楼东户的刘姨。
刘姨姓刘，退休前在厂里当会计，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讲究个清清爽爽、安安静静。她老伴儿前年走了，一个人住，神经衰弱，晚上九点就得睡。可对面那音响，天一擦黑就响，先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后是《最炫民族风》，咚咚咚，噌噌噌，一直闹到八点半、九点。刘姨躺在床上，数着一、二、三，越数越清醒，越数心里越堵。起初她忍着，想着邻里之间，忍忍算了。忍了半年，忍不住了，去敲了赵淑芬家的门，说了两回。第一回赵淑芬说"妹子，我把声音关小点"；第二回说"刘姐，要不你戴上耳塞"。耳塞戴了，心里那口气没消——凭什么我睡觉要戴耳塞，你跳舞不用挪地方？
第三回，刘姨直接去了社区，把状告到了调解队。
张主任把案子派给了陈建国和老周。陈建国一听"广场舞噪音"就皱眉。他一辈子最烦的就是广场舞——吵，乱，不讲规矩。可他还没表态，老周在旁边先"哟"了一声。老周知道那地方。上个月他还从那儿路过，看见赵淑芬一个人蹲在地上贴膏药。他心里有个数，可他没说。两个人拎着本子往3号楼东边去，远远就看见赵淑芬正弯着腰收拾音响，一只手按着腰，动作不利索。
三张脸一对上，事情就微妙了。
"赵师傅，"陈建国拿出笔记本，一本正经，"有居民反映，你们广场舞音响噪音扰民。按程序，我们先来了解情况。"
赵淑芬直起腰，脸上挂着那副她最熟练的笑："哟，陈队长。反映？反映的人自己不敢来找我，躲后面告状，这算什么事？我们跳舞五年了，一直在这儿，又不是昨天才来的。嫌吵的，当初怎么不说？"她一边说，一边不动声色地把手从腰上挪开，站得笔直。
老周在旁边不吭声，看着她的腰，心里叹气。
刘姨那边也不让。陈建国和老周去她家走访，刘姨一开口就红了眼圈："我一个人住，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血压都跟着上去了。我不是不让人跳舞，我是求她们换个地方，或者早点收。这有错吗？"她把手机里的录音放出来，咚咚咚的音乐声，隔着一段距离都能听清。陈建国听完，眉头皱得更紧。老周听完，也没说话，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
赵慧兰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她心里那点"公道"，被这两句话戳出了窟窿。她这才明白，所谓"公道"，是真的有立场、有重量的——你以为自己站在中间，可你往哪边挪半步，都会有人觉得你偏了。她站在那儿，手里握着的那个"见证人"的牌子，忽然烫得像块烙铁。
刘姨那边也不领情。见赵慧兰说话开始含糊，刘姨的眼圈更红了，低声嘟囔了一句："我还以为赵老师是个明白人，原来也怕得罪人。"
这话像针，扎在赵慧兰心上。她这辈子最重"明白"二字，这会儿被两边同时怀疑，进不得退不得。她站在桌前，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索性坐了回去，把手里的牌子往桌上一放，小声说："我……我不好说。"
她这一坐，满屋子又僵了。陈建国看看表，老周看看窗外，刘姨抹眼睛，赵淑芬别着脸。
其实在场的人里，赵慧兰是最不该被架上去的那一个。她跟赵淑芬做了十几年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跟刘姨在菜市场碰过面，点过头，也算半个熟人。她是被老周一句"你是文化人"请来的，可她心里那杆秤，打从进门就没真正稳过。她怕的不是评理，是评完之后，跟这两家还得做邻居。她一辈子站在讲台上，学生是学生，她是她，清清楚楚；如今站在这个屋子当中，谁也说不清她是谁了。她坐在那个"见证人"牌子后面，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桌沿，像一个第一次上台讲课、却忽然忘了教案的新老师。
她也不是没想过打个圆场，说两句谁都不得罪的话，然后赶紧抽身。可偏偏她这辈子学不会这个。她当老师的时候，最喜欢一句话——"有理走遍天下"。她信这个理。她相信只要把道理摆到桌面上，讲清楚，讲明白，人就会服气。可今天她坐在这儿，才觉出这句信了一辈子的话，在这间屋子里有点使不上劲。道理是有，可人人心里都揣着各自的一本账，道理摆上去，账不一定就平。
就在这时，赵慧兰说了一句她自己也后悔的话。她本意是想缓和，想给个中肯的折中方案。她说："要不……这样，社区那边有块空地，在12号楼北边，离住户远些，地方也大，你们把音响挪过去，跳得也舒展……"
话没落地，赵淑芬的眼睛忽然亮了。
"行啊！"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脸上那点怨气一下散了，换上一副豁然开朗的表情，"慧兰这话说得对。挪！我早想着这地方憋屈了。12号楼北边空地好，地方大，敞亮。"她顿了顿，看了一眼赵慧兰，"就是有一点——12号楼，不就是你家楼下吗？"
满屋子的人一愣。赵慧兰也愣住了。
她这才想起来。12号楼北边那块空地，确实对着她家的北窗。她当初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只是"离住户远些"，压根没想起来，那"住户"里头就有她自己。她家住在12号楼三层，北边那间房是她的书房，也是她晚上看书写字、老伴儿休息的地方。
赵淑芬还在说，语气里透着股痛快劲儿："我说慧兰就是明白。你这个主意好。我们不吵别人，就到你楼下，你还能天天看着我们跳，多好。你要是有空，也下来跟我们一起活动活动？"
屋子里一时间谁也没出声。刘姨松了口气，脸上露出点笑意；陈建国皱着眉，觉得这个方案"程序上"好像不太对；老周端着保温杯，看着赵慧兰，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赵慧兰坐在椅子上，只觉得耳朵里嗡嗡的。她看着赵淑芬那张笑盈盈的脸，看着刘姨那副终于放下心的样子，又看了看老周那副了然的模样，心里像揣了块湿棉花，沉甸甸、凉丝丝，堵得慌。她这一辈子，头一回尝到"公道"和"麻烦"是这么个滋味——她想当个公道人，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她想讲个公道理，结果把自家人卷进来了。
散会的时候，外面天已经暗了。赵慧兰往回走，脚步比来时慢了不少。老周跟在后头，快走两步赶上她，低声说："赵老师，你今天这公道，讲得可有点贵。"
赵慧兰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最后只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她抬头看了看自家那栋楼，北窗亮着一盏灯。她忽然想到，明天,那盏灯底下,可能就要响起《最炫民族风》的鼓点了。她这个"明白人",到底明白了个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
而她还不知道，赵淑芬那句"到你楼下跳"，只是开了个头。等队伍真挪过去，12号楼北窗那点亮着的灯，就要牵出另一桩更麻烦的事——那桩事里，站着的是赵慧兰的老伴儿，还有她这辈子最舍不得放下的那点清静和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