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一种怅然若失的忧郁，郭巨鹿回到了办案点。前几天，齐隆尧一再打电话给他，很关心他的身体，更希望他早点回来工作。分管领导和办案骨干一个个都病倒了，齐隆尧心里发虚，弄不好自己也会垮下去，这个案子可如何收场。
看到诸赤城躺在病床上吃力地批阅着材料，又听闻分管领导也病倒的消息，郭巨鹿不再觉得孤单和忧伤。父亲已经永远离去，不可能再回来。自古忠孝难两全，和纪委一起长年办案，也免不了要作更多的牺牲。为了办案，领导们都这样拼上了，自己小小的处级干部，有什么理由继续悲戚戚呢？
诸赤城在自己的病房里，召集齐隆尧、张北、老郭等人一起开会，商量下一步的工作思路。他说：“案子办到这一步，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央纪委每年都要办一批省部级大要案，这些年来已经办了几百起了，可像蒲承德这样顽固不肯交代，而且查了一年多还没有查出他重要问题的，还是第一次。这个结果，给我们打击不小啊。从腐败和反腐败的规律上分析，也是不应该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蒲承德究竟把钱放到哪儿去了呢？难道真的是全部都捐给寺院了吗？不，不是我顽固，我至今还是不敢相信。你们说，这个破绽在哪里？”
齐隆尧说：“破绽肯定有的，你们有没有想到一点。”他看了看张北和老郭，道：“你们到许多寺庙去查账目，每次都发现账目做得很好，与阎乐亭提供的捐款去向完全一致。这不就是很大的破绽吗？”
张北赞成齐隆尧的分析：“按理说是不应该。我们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账目都未必做得那么好，更何况寺庙呢？它们上面没有任何监管单位，凭着自律意识就能把账做得这么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是有些不符合常理。”
“不是我马后炮啊，”老郭早就有些急不可耐了，说：“我在五莲山调查时就发现，做账的纸张特别新，字也写得特别工整。我就想，这些账会不会是最近补上去的呢？”
“但是，我也注意到了。”由大名道：“不仅五莲山，其他寺庙也有这样的情况，账簿都特别新，所有的字迹都一样，像是同一次记上去的。”
“你们以前怎么不说呀？”齐隆尧眼睛瞪着小由，实际上也把老郭张北给批评进去了。
“但是，我以前没敢往这方面想啊！”小由胡乱辩解道：“刚才听张处长和郭处长这么一分析，就激发了我的灵感。藏在我潜意识里的想法，马上就冒出来了。”
“好好好！”诸赤城微笑着表扬道：“迟来的灵感也是灵感，今天，你们要有什么灵感，最好都给我早早都冒出来。时间不等人啊，我们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有一个想法。”老郭总有新的建议：“账目上虽然有疑问，但明查是查不出来的。我们还是要通过口供来突破。现在阎氏兄妹都在办案点上关着，他们都希望早一天出去，心理上已经非常脆弱。特别是那个阎新乐，新娶的媳妇正在怀孩子，他比谁都焦急。因此，我们不妨给他们俩多施加些压力，争取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
“怎么打？”诸赤城问：“有方案吗？”
“我想，还是用我们的一些老办法，比如，狗咬狗，各个击破，等等。”老郭笑道：“他们现在认为自己没责任，所以都不肯说。如果我们施压加力，要求他们承担责任，他们肯定会互相推卸，那样的话，口子就打开了。”
“好，就这样么办！”诸赤城高兴道：“我看，就由齐隆尧牵头，拿出一个具体的谈话方案来。你们分头行动，争取早日突破。”
齐隆尧和张北老郭一起制定了谈话方案，经过反复修改，在零晨两点钟开始执行。
“半夜里找我谈什么呀？你们也不休息？”阎新乐觉得很奇怪。
“半夜里找你，说明有重要情况。”老郭郑重地道：“不是我乱打比方，当年我们经常半夜里被叫醒，一起爬起来学习。为什么？因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下达了，耽搁不起啊。今天，我们也发现了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向你核实一下，同样非常紧急，不能耽误。”
听到老郭神神鬼鬼的语气，阎新乐开始紧张起来。
“什么新情况？是案子查出结果来了吗？”
“那当然，你以为中央纪委的人都是吃干饭的？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老郭道：“这些天你们闲着，可我们都没闲着，一直在外面跑着，搞外调呢。现在结果都出来了，各家寺院都收到了你们的捐款，可捐的数目上有出入。他们开始想帮助你们隐瞒，可后来一想，就是出了事，关他们什么事呀？寺庙又不是他们家的财产不是？何必为了公家的事个人去挑担子呢？和尚尼姑也没那么高的觉悟啊？又不是干革命流血牺牲什么的，没那个必要呀！”
“就都说啦？”
“说了，都说了。”老郭顺着阎新乐的怀疑，把自己的分析说得有鼻子有眼，但又带些含糊，不能让对方看穿。“捐也捐了一部分，但还有相当多的部分被你们截留了，转移到其他账户上去了。原先的功德簿毁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造假的本子，把你们捐的款增加了不少。其实你们这样做不聪明，账目太平了，反而露出马脚来了，你说呢？”
“说的也是。”阎新乐像是很老实的样子，但他并没想亲口吐出什么秘密。“但是账目的事和我无关，这些都是蒲省长和我妹的事，我不清楚呀。”
“好了，先不说账目的事，我们再说说公司的事吧。”老郭转移话题道。
“公司又有什么事？”阎新乐显得很警惕。
“你不是公司的董事长吗？公司的事你得负主要责任啊？”老郭道：“刚才，我们已经分别找蒲承德和你妹谈了，他们也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他们的口径很一致，那就是，公司贪污挪用了企业家的很多捐款，实际上构成了受贿。但责任并不在他们，而主要在于你。因为你是公司的董事长，你是最大的受益者。”
“哪有的事儿！”阎新乐歪着嘴道，“我这算什么董事长呀？”
“什么？你不是董事长？”
“是呀，我是董事长，可我不是法人，法人是我妹。”
“你妹说了，蒲承德也说了，你妹文化比你浅，公司的事主要由你负责，所以让你当董事长，公司出的问题也主要由你承担。他们还说了，如果这个案子一定要选出一个人拉出去枪毙，那就是阎新乐，他们最多是从犯。”
“这是人话吗？”阎新乐生气道：“如果这个案子一定选出一个人拉出去枪毙，那应该是我妹阎乐亭，其次才是蒲承德，至于我，八竿子够不着！”
“空口无凭啊，你倒说说看，为什么你身为董事长，责任却不在你身上？总不会有人强迫你做董事长的吧？”老郭希望他马上开口实出实情。
案情进展顺利，但也不至于太顺利。听到老郭的话，阎新乐马上犹豫了起来，觉得自己像是掉进了一个很深的陷阱里，马上闭口不言了。
任老郭三寸不烂之舌上下鼓捣，他就是不往下细说。问急了，就是一句：“反正我妹和蒲承德都不可能把责任推给我，他们心里比我更清楚。你想想看，我会是首犯吗？”
这时，由大名进来了，把老郭拉到一边，还塞给他一个录音带。
原来，隔壁的张北也和老郭同时如法炮制，在给阎乐亭施加压力，而且一定要把她确定为为首分子，交司法机关重判。
“我们三个人里面的首犯，肯定不会是我。”录音机打开了，里面是阎乐亭的声音，有些恐怖，又有些尖亮，“如果三个人里面一定要选出一个人枪毙，那么，不是我也不是蒲承德，应该是我哥阎新乐。”
“为什么？”是张北的声音。
“他是公司的董事长，当然应该他负责主要责任。”阎乐亭说，“我是总裁，在公司排第二位。蒲承德在背后施加一些影响，帮助公司拉些业务，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我哥在操作，他是为首分子。”
阎新乐听傻了，道：“这是我妹的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