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面说到的30万美元外，蒲曲阳交代，蒲承德还陆陆续续地花了大蒲集团北京分公司一百多万元。蒲曲阳说，“那次在香港招商会期间，我对蒲承德说，如果你在北京有什么事，就找我弟弟蒲曲周。同时，我也向蒲曲周打了招呼。后来，蒲曲周告诉我，说蒲承德在北京公司总共消费了大约130多万元。”
“能说说具体的细节吗？”诸主任问。
“具体细节我说不上。”蒲曲阳摇了摇头，发现手上的烟烧着手指了。“我出事后，蒲曲周就逃到了国外。我整天呆在看守所里，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要他出来作证，恐怕有难度。”
“好吧，今天就先谈到这儿。”诸主任对蒲曲阳作了一番鼓励，然后对一处处长张北说，“根据我们刚才谈的这些，你再把思路重新理一理，最后再制作一份完整的笔录。”
就在张北认真制作笔录的时候，诸赤城通过电话向领导作了含蓄而简单汇报，并且提出了下步工作的打算——赴香港取证。
领导在电话里显得有些劳累，又有些兴奋：“赤城，由你亲自带人去取证，我很放心，你经验丰富，也不需要我多说什么。我只是想提醒你两点：一是到境外取证，要做到多考虑到影响，多做思想工作，争取涉案人家属的配合；二是除了人证外，还要多取些物证。比如银行书证、公司账证等等，尽可能做到细而又细，滴水不漏。在我们取证阶段，就要考虑到当事人翻证的可能，因而务必要经得起法理检验、历史的检验。”
作为一名老纪检，诸赤城在办案方面的确已经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还有着出色的才能。正因为有着这样的资历和才干，他才一步步从副处长、处长、副局级纪检专员、副主任，干到主任这个位置。别小看这个主任，中央纪委的室主任与其他部委办的中层干部有着重要区别。中央纪委的中层岗位，之所以不叫司也不叫局，而叫室，就是因为整个机构比其他部委高出半格。室主任可以高配到副部级，这样便于更好地开展反腐败工作。不过按惯例，新担任的室主任通常还是正局级，要等到一定的资历，委里会通盘考虑，再任命副部级。现在，诸赤城还是正局，但副部是迟早的事，相当于候补副部。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当然，为了这个副部级，诸赤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常常因为脑供血不足而头晕头痛，去年还晕倒过两次，住了半个月的医院。他因此被委部机关干部们称作是“缺氧主任”，见到他就问——“累得又缺氧了吧？”
诸赤城知道，刚才领导在电话里交代的事，他已经在心里想了好几遍，许多方面自己也考虑到了。不过，从领导的口里说出来，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和重视。领导的强调，他会转述给下面的同志，让大家心齐气顺、斗志昂扬地干好工作。
风和日丽天气爽，大家的心情也是晴空万里。
除了主任诸赤城因为有些心事表情有些紧，同行的副主任齐隆尧、一处处长张北、一处主任科员由大名都显得很兴奋。作为中央纪委干部，在境内各省市区出差太平常，出境的机会倒也不多。特别是对于小由这样的年轻干部来说，一听说去香港，早就怂恿着张北处长到诸主任面前说情了。好在他的英语口语水平不错，又是个法学硕士，领导就选中了他。进入机场，小由动辄喊着口头禅“但是”，一边愉快地帮助大家对付行李。明明是文弱书生，却要硬充好汉。
被心血管问题长年困扰的副主任齐隆尧，又习惯用力地眨一会儿眼睛，然后满意地说：“出门还真缺不了这样的小年轻不是？”
尽管中央纪委在各地办案常常是一言九鼎，可到了香港，份量就轻多了。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独立的法律，还有不同的语言，诸赤城一上飞机就心事重重，和齐隆尧讨论着落地后的一些细节问题。
好在中央驻港办事机构非常得力，对中央纪委办案人员的工作给以热情的配合和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办案人员很快找到了大蒲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特别是蒲曲阳的夫人辛集。
让人难受的是，香港的气温实在是高。和北京相比，简直是处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季节。
大蒲公司同意中央纪委的人到办公室取证，但正逢休息天，公司的制度是不能开空调。如果在境内有关企业，谁敢不开空调？让你开就开，还管是不是休息天？可到了香港，大家也只能一忍再忍，最重要的是能够顺利取证。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努力，大蒲公司财务部提供了中央纪委所需要的相关票证记录。
齐隆尧和张北负责查找财务账册，而诸赤城的工作重点，则是攻心。
他和辛集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看得出来，对于丈夫出事，辛集内心非常痛苦，守着一个大摊子，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本来还可以让小叔子蒲曲周帮助，可蒲曲周一听蒲曲阳被抓就逃往国外了。现在公司的业务一落千丈，更让她难受的是，还不知道蒲曲阳什么时候能出来。如果一拖再拖，甚至在监狱里关到老，她该如何是好？还有两个孩子，该如何辛苦地把他们带大？
诸赤城边说边搓揉着脑血管，抬头一看，辛集已经是泪流满面。她要求诸赤城介绍一下蒲曲阳现在的情况，诸赤城就把整个走私案的经过作了简要的陈述。然后，他围绕着取证一事，劝她道：“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夫妻俩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是想让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从目前的案情来看，小事化了是不可能的，但大事化小，完全有可能，而且蒲曲阳正在往这个方面努力。但是，他的努力能否成功，不能光凭他一人之力，靠他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我做什么？”辛集不停地擦着眼泪，说：“我只希望让他早点出来，究竟要怎么做，他才能早点出来呢？”
“别着急。”诸赤城劝道，“现在的情况是，蒲曲阳的走私问题非常严重，按祖国内地的法律，会被判重刑，比如死刑或死缓。但是，刑法也规定了，如果有立功表现，是可以减刑的。蒲曲阳在看守所里表现很好，一直想立功。他先是交代了河东省薄州市委书记牛万全的问题，继而又交代了河东省常务副省长蒲承德的问题。如果他交代的这些事情能够被核实，那我们的司法部门肯定会给他记功，即便被判刑，他的刑期也会被大大缩短。现在的问题是，蒲曲阳交代的问题还没有被核实，还不能算立功表现。”
“所以你们想到我这里核实一下，是吧？”辛集明白了诸赤城的意思，着急道：“可是，我对蒲曲阳的事了解得并不多。他在内地经商的事，我并没有参与过呀？”
“没关系，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诸赤城拍了拍左眼旁边的动脉说，“刚才我们已经通过你们公司的财务部，掌握了蒲曲阳给蒲承德送钱的相关票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证。现在，我们还想请你作个旁证。你回忆一下，蒲曲阳给蒲承德送钱的事，你知道不？他回到你身边时，是否和你谈起过？”
“知道一些，但并不很多。”辛集的眼睛看着窗外，似乎马上进入了记忆深处，要把蒲曲阳送钱的片言只语全部找寻回来。“我第一次听到蒲承德三个字的时候，是在河东省在香港开贸易洽谈会期间。当时蒲曲阳告诉我，说这几天他会很忙，因为蒲省长来香港开会，他让我不要等他吃饭。使我进一步了解蒲省长，是在公司最困难的那段时间，记得那几天蒲曲阳在家里特别不开心，一直不停地抽烟。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蒲省长开口要30万美元，给还是不给，非常为难。给吧，公司现在这么困难，去哪里筹这笔现金？不给，又得罪不起。以后，我们还要在河东发展。我看他这么为难，也替他难受，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
“他后来怎么给的钱，你知道吗？”诸赤城问。
“不知道。”辛集摇了摇头，坚定地说，“后来发生什么事，有没有送钱，他就没有再和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