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他说。
九月二十七号，省药材公司的收购员开着货车进了村。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姓郑，留着短平头，穿着深蓝色工作服，下车之后先在晒场上看了一圈柴胡的品相，又抓了一把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捏了一根掰断了看断面颜色，最后朝曾小凡点了点头。
"品相不错。皂苷含量检测报告我看了，够药典标准。这批货我按五十二一斤给你收了，一级品全要，二级品四十块钱一斤。碎根二十。"
曾小凡同意了。郑师傅和赵大柱两个人把柴胡一筐一筐地搬上车，过秤、记账、封箱，忙活了将近两个钟头才装完。最后郑师傅从驾驶室里拿出一只信封递给曾小凡，里面是厚厚一沓现金——一级品一百六十斤乘五十二，八千三百二十块；二级品七十斤乘四十，两千八百块；碎根二十二斤乘二十，四百四十块。总数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块。曾小凡把信封接过来的时候手指碰了一下纸面，那沓钞票的厚度和温度隔着信封传到他的掌心，沉甸甸地坠着。
郑师傅开车走了之后，曾小凡站在晒场边上看着那辆货车在村道上颠簸着远去，尾箱里装着他的柴胡，在这个秋天的日头底下正一寸一寸地离开村子往省城的方向运。他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只信封，纸面被捏得微微发皱，里面的钱码得整整齐齐的。他在晒场边上站了好一会儿，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喜悦、踏实、还有一丝"总算有了个交代"的酸涩。
他拿着信封回到诊所，拉开诊桌最底下的抽屉，把钱放了进去。抽屉里空荡荡的，只有这沓钱安静地躺在那里。他看了那沓钱一眼，把抽屉推上了。
下午他去找了赵大柱，从信封里数出两千块钱递过去。赵大柱正在自家院子里修锄头把，看见那沓钱抬眼看了看曾小凡，把钱推了回来。
"我说了不要。"
"大柱哥，这是你该拿的。从翻地到浇水到采收，你干的活比我还多。这钱不是工钱是分成。你要不收，明年我就不敢再找你一起种了。"
赵大柱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锄头把捏在手里转了两圈。最后他把钱接过去了，什么也没说，随手塞进了裤兜里，然后低头继续修他的锄头把，用砂纸把木柄的毛刺磨平了，吹了吹上面的木屑。
曾小凡从赵大柱家出来之后又去了赵老六家，给了赵老六五百，说是租仓库和帮忙运货的谢礼。赵老六推了三四次没推掉，最后红着脸收下了，说"明年你那仓库我不收租金"。从赵老六家出来他又去了李婶家，给了李婶三百，李婶说什么都不要，最后推来推去收了一百，说"给孩子买两件秋衣"。
回到诊所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曾小凡坐在诊室里把剩下的钱数了一遍——八千多块。这是他来这个村子之后挣到的第一笔像样的收入，比去年在诊所看诊收的药钱多了好几倍。他把钱重新装回信封放好，在诊桌后面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暗下来的天色，嘴角那个弧度一直没收回去。窗户外面最后一抹暮光正在消褪，天际线上只剩一道橘红色的细线，像一条被拉长了正在慢慢熄灭的灯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