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下来之后，谢清宴开始变了。
起初，我以为他只是愧疚，过阵子就会回到从前那个把一切标上价码的太子爷。
可他像是换了个人，跟着我回了大理，一点一点，笨拙地往我生活里挤。
他不再送支票、珠宝、跑车。
清晨，他托人把一份还冒着热气的粥，放在我酒店门口。
粥盒上贴着一张便签，字迹工整：
“山区孩子托我转交，说谢谢你当年给他们修了图书室。”
后来我才知道，他真的去了一趟山区，把我和江临川当年捐钱修的那间图书室，重新粉刷翻新，添了一整面墙的新书。
他还顺带，给村里那个考上大学的男孩，偷偷付清了大学四年的学费。
江临川留下来的那间空巢老人食堂，因为缺乏资金，一度要关门。
谢清宴不知从哪里听说，第二天，食堂门口就多了一笔匿名捐款，足够再撑三年。
他不肯留名，食堂的阿姨们到现在还在念叨，说那位好心的先生，脸都没露过。
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老人们端着热饭，有说有笑，眼眶忽然有点发酸。
江临川生前一直想做却没做完的事，正被另一个人，一件一件，替他补上。
可我一点都不觉得高兴。
因为他做的这些，不过是在赎罪。
而我，早就不需要任何人的补偿了。
我没有原谅他。
阿萝现在在市里读研，周末会来看我。
她趴在民宿前台，托着腮看我：
“妤羡姐，那位谢先生，天天变着法儿给你送东西，你真的一点都不心动？”
我正给三角梅浇水，头也没抬：“他的东西，我用不起。”
“怎么用不起了？”阿萝嘀咕。
我笑了笑，没接话。
那段时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客人，是个辞职来大理散心的大姐。
她整天拉着我聊天，说我长得像她早亡的妹妹，非要认我当干妹妹。
阿萝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说妤羡姐，你这是白捡一个妈。
我也难得被逗笑。
那天傍晚，大姐拉着我坐在洱海边的礁石上，看着夕阳把水面染成金色，忽然叹了口气：
“小岑啊，大姐这辈子见过太多人了。有些人啊，对你好，是觉得你值这个价；有些人对你好，是怕你走。”
“那位谢先生，”她望着远处的苍山，“怕你走。”
我沉默了很久：
“可他从前，也差点把我当成可以‘买断’的东西。我放不下。”
“放不下就放不下呗。”大姐豪爽地一拍我的肩膀，
“谁也没规定，受了伤的人，就必须原谅谁。你只要记得，你自己活得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那一刻，我望着翻涌的洱海。
忽然觉得，心里那根一直绷得死紧的弦，松了松。
是啊。
我没有义务原谅他。
我只要，好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