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后，陆时砚把桔梗的手术安排在了六月中旬。
术前检查做完，主治医生说情况比预想的严重，右心室流出道狭窄程度很高，手术需要一次根治，难度集中在那条拖了八年的主肺动脉上。
手术那天我站在阜外医院三楼的走廊里。
手术室的门关了很久，走廊里的空调开得很冷，冷到骨子里。
我想起当年自己躺在波士顿的手术台上，全麻之前最后看到的画面是无影灯的冷光，和护士手套上的一点污渍。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能活着回去，我就去找陆时砚。
告诉他，当年不是不爱了。
是太爱了。
后来我活下来了，却没有去找他。
因为医生说不能生孩子。
我想，告诉他真相然后让他选择，比让他以为我不爱了更残忍。
我以为是我以为的。
桔梗的手术很顺利。
推出手术室的时候她还在麻醉里睡着，嘴唇的颜色从乌紫变成了浅粉。
监护仪上的血氧第一次跳到了九十八。
陆时砚站在玻璃窗外，手贴在玻璃上，指尖发白。
两个月后桔梗出院，被贵州的公益机构接回去继续康复。
走的时候陆时砚蹲在她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一枝桔梗花。
蓝紫色的五角星花瓣，带着晨露，裹在一张旧报纸里。
他说这是今天早晨在楼下花店买的，不太新鲜了，但老板说能开很久。
桔梗接过花低头闻了闻，然后抬头看着他，用还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慢慢说了一句——“陆叔叔，你以后还会来看我吗。”
“会。”他伸出小拇指，“每年来。你每年长高一点，叔叔就来。”
“真的？”
“真的。拉勾。”
两只小拇指勾在一起。
桔梗笑了，门牙掉了一颗，笑得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