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还没亮透。旅馆老板老李头端着搪瓷盆从后厨出来，盆里是昨晚客人用过的床单，泡了一夜，水都凉了。他把盆放在走廊尽头，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肥皂。肥皂滑，捏了两回才捏住。直起身的时候，他看见203房间的门缝底下透出一线光。
灯还亮着。他愣了一下。那个房间住的是一女的，三十来岁，穿灰布褂，不大说话。住了快一个月了，每天早出晚归，从不跟人搭腔。昨天跟前天好像回来得比平时早。老李头没在意，端起盆继续往水房走。走了两步，停下来，又回头看那扇门。说不清为什么，心里忽然不踏实。他把盆放在地上，走过去，抬手敲门。
“同志。”
没人应。
“同志，到点了。”
还是没人应。他加大了力气，拳头砸在木门上，砰砰响。走廊里回荡着敲门声，闷，沉，像砸在一口棺材上。
隔壁房间的门开了，一个男人探出头来，皱着眉。“大清早的，吵啥？”
老李头没理他。他弯下腰，把眼睛凑到钥匙孔里。什么也看不见。他直起身，站了两秒，转身去前台取钥匙。
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圈。锁簧咔嗒一声。他推开门。
灯还亮着，台灯在床头柜上，灯罩歪了，光打在墙上，白晃晃的。窗关着，窗帘拉着，屋里一股闷了很久的气味——棉被的潮气，旧布鞋的胶皮味，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酸。桌上摆着几样东西：一沓汇款回执，用橡皮筋扎着；几张医院的化验单，叠得整整齐齐；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救人用的”四个字。旁边还有一封没封口的信，信封上写着“贺秀莲”。他看了一眼，没敢动。
床上躺着一个人，面朝墙，被子拉到下巴，只露出一片后脑勺。头发散在枕头上，黑的，有几根白了。老李头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同志”。没有动。他走进去，走到床边，伸手去碰她的肩膀。手指刚触到布料，他缩了回来。凉的。不是那种睡久了没盖好被子的凉，是另一种凉。他在老家送走过三个亲人，他知道这种凉。他的手开始抖，抖得厉害，攥不住。他退了两步，撞到了身后的椅子，椅子倒了，砸在地板上，砰的一声。
他转过身，冲出门，在走廊里大喊：“来人！快来人！打电话叫急救站！快！”声音在走廊里来回撞，嗡嗡的，像蜂鸣。隔壁那个男人又探出头来，这次没皱眉，看见老李头的脸色，愣了一下，缩回去了。楼下前台的小张跑上来，手里还拿着扫帚，问“咋了咋了”。老李头指着门里，说不出话。小张探头看了一眼，转身跑下楼去打电话。
北京急救中心的热线电话是1988年开通的，号码好记。小张抓起前台的电话，拨了120。接线员问地址，她报了巷子名和门牌号，又报了旅馆的名字。接线员又问病人什么情况，她说“不知道，没气了”。接线员说救护车马上到，让她别挂，等了一会儿，确认了地址，挂了。
救护车来得比他想象的要快。鸣笛声从街口传进来，尖利，刺耳，把整条巷子都叫醒了。天还没亮透，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照在救护车的白漆上，反着光。车停在旅馆门口，下来三个人，一个医生，两个担架工。医生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短发，穿着白大褂，手里拎着一个急救箱。担架工从车里抽出折叠担架，拉开轮子，推进旅馆大门。走廊窄，担架车过不去，两人把担架折叠起来，抬着上楼。
老李头站在203门口，脸色发白。医生走进去，翻开杜丽丽的眼皮看了看，拿听诊器听了听胸口。她直起身，没有摇头，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只说了句：“准备转运。”
“还有气？”老李头问。
“没有自主呼吸。心跳停了。”医生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送医院，让急诊医生判断。”她又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那沓汇款回执、那张化验单、那个写着“救人用的”信封。她拿起那个信封，看了一眼，放回原处。“这些，一会儿有人来收。”
担架工把人抬上担架，用约束带固定好。人很轻，一个担架工说“这人有八十斤吗”，另一个没接话。担架抬出房间的时候，门框又卡了一下，两个人侧着过，一个人在前一个人在后，喊着“一、二”，过去了。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担架经过前台，小张站在旁边，双手攥着围裙，眼睛红红的。老李头跟在后面，走到门口，风吹过来，他把领子竖起来。救护车的后门开着，担架推进去，医生跟上去，关上门。
老李头站在门口，看着救护车开走。鸣笛声越来越远，拐了个弯，听不见了。巷子里又安静了。风吹过来，把地上的落叶卷起来，又扔下去。
老李头转过身，走回前台。他看见桌上那本登记簿还翻开着，203那一行写着“杜丽丽”，入住日期是一个月前的。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一会儿，把登记簿合上了。
救护车把杜丽丽送到了最近的医院。医生做了检查，宣布了死亡。护士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在桌上发现了那个写着“救人用的”信封。
信封里装着一封信和一张化验单。
信是写给护士的：
“护士同志：我叫杜丽丽，住在东城区xx胡同xx旅馆203房间。我死后，请把我的肺捐给协和医院住院部四楼的贺秀莲。她的病需要肺移植。我在安贞医院做过配型检查，血型和HLA都配得上。检查报告在桌上的纸包里。这是我的遗愿，请务必照办。谢谢。”
护士拿着信的手没有抖。她在急诊干了八年了，见过遗书，见过更惨的场面。可她还是把信看了两遍。她把信递给值班医生。值班医生看了，皱了一下眉。
“联系协和医院。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个病人。”
电话打到协和医院住院部四楼。护士站的值班护士接的。协和的护士问什么事，这边的护士说“有个自愿捐献者，指名要捐给你们的病人贺秀莲”。协和的护士愣了一下，说“你等一下”，挂了电话，去查登记本。查到四楼确实有一个叫贺秀莲的病人。她回到电话旁，拨回去，说“病人收治在四楼”。又问了一句：“捐献人叫什么？”这边的护士说：“杜丽丽。”
协和的护士没听过这个名字。她挂了电话，把情况报告给了值班医生。值班医生又报告给了王主任。
王主任是上午九点接到电话的。他正在办公室写病历。电话是安贞医院配型科打来的。
“王主任，有个自愿捐献者，叫杜丽丽。她在我们这里做过配型检查，血型和HLA跟贺秀莲匹配。我们这边已经把报告传真过去了，请您查收。”
王主任没说话。
对方又说：“捐献者本人已经去世了。遗愿是把肺捐给贺秀莲。这件事怎么处理，请你们医院尽快决定。”
王主任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他没有马上去找秀莲。他先打了几个电话。给安贞医院的伦理委员会，给医务处，给院领导。这个电话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他没有先去找秀莲，不是不紧急，是他得先把路探清楚——能做还是不能做，伦理委员会批不批，手续怎么走，要不要家属签字。这些都是问题。没有先例。非亲属活体捐献——不对，不是活体，是遗体。可遗体捐献指定给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这种事几乎没有先例。
另一通电话是打给安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接电话的是个老教授，听完王主任的陈述，沉默了很久。
“自愿捐献，遗愿明确，配型匹配——从伦理角度，没有理由拒绝。”老教授说，“但是，王主任，你要跟病人家属说清楚。这个肺是怎么来的，谁捐的，为什么要捐。家属必须知情，必须同意。”
“万一家属不同意呢？”
老教授又沉默了一会儿。“那这个肺，就用不成了。”
打完这些电话，王主任把杜丽丽的配型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把报告放进抽屉，站起来，走出办公室，沿着走廊往秀莲的病房走。他走得不快。他不是怕开口。他是不敢面对秀莲知道真相以后的样子。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