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在安贞医院做了。主刀的医生姓钱，四十七岁，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肺移植的胸外科专家。1994年秋天他刚从美国进修回来，带回了一整套肺移植的手术方案和术后管理经验。手术前一夜他没怎么睡，坐在办公室翻文献，翻到凌晨两点，合上文件夹，关了灯，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
杜丽丽的肺被取出来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十七分。她的肺颜色偏暗，但各项指标都符合移植标准。钱医生把肺放在灌洗液里，旁边的住院医师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这人是不是抽烟？”钱医生没接话，低下头继续做修剪。另一个住院医师说：“她生前填过表格，不抽烟。在南方工厂干了好几年，可能跟那个有关。”手术室安静了。只有监护仪的滴滴声，和器械碰撞的轻响。这个肺要在两小时内植入秀莲的胸腔。时间够，安贞医院到协和医院不堵车的话二十分钟。
秀莲是上午十点被推进手术室的。她躺在推车上，少安跟在旁边，一直走到手术室门口。护士拦住了他。“家属在外面等。”他松开手，秀莲的手从他手心里滑出去。他没有说“别怕”，也没有说“等你出来”。他就是站在那里，看着推车进了那扇门，门关上了，门上的红灯亮了。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钱医生主刀，两个助手，一个麻醉师，两个巡回护士。下午两点十七分，吻合完成。他松开血管夹，看着杜丽丽的肺在秀莲的胸腔里慢慢膨胀，颜色从暗红变成粉红。他在手术台前站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关胸。”
手术室的门开了。少安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他听见开门的声音，抬起头，站起来。
“钱医生，咋样？”
钱医生摘下口罩，脸上有口罩勒出的印子。“手术顺利。观察四十八小时，没有排斥反应的话，就基本成功了。”
少安站在那里，没有笑，没有哭。他伸出手，钱医生握了一下。他的手在抖，钱医生没说什么。
手术后第三天，秀莲从ICU转回了普通病房。她瘦了很多，脸上还是没有血色，但呼吸平稳了。她不再咳嗽了。那种从肺深处翻上来的、撕心裂肺的咳，停了。她躺在病床上，手搭在胸口，手指微微蜷着。那个位置，是杜丽丽的肺在呼吸。她闭着眼，嘴角微微翘着。不是笑。是那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有什么东西终于放下了。
一周后，《北京晚报》发了第一篇文章。
记者姓孟，三十出头，女的，跑医疗口。她是在安贞医院采访钱医生的时候听说了这件事。钱医生没多说，只说了一句“捐献者不是家属，是素不相识的人”。孟记者留了心。她去了协和医院，去了秀莲的病房。秀莲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杜丽丽写的那封信。她没有哭，也没有激动。她就是坐在那里，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孟记者听。念到“替她活”，停了一下，把信折好，贴在胸口。
孟记者回到报社，趴在桌上写这篇报道。她写得很慢，写一段停一下，擦眼泪。擦了又写，写了又擦。
报道见报那天是1994年11月14日。《北京晚报》第二版，黑体标题——“一位陌生人的肺，让她重新呼吸”。副标题写着：“陕北农妇贺秀莲接受肺移植手术，捐献者是相识仅七天的挚友”。文章整整一个版面，配了一张照片。照片是记者在医院拍的，秀莲坐在病床边，手里拿着信，少安站在她旁边，手搭在她肩上。秀莲的眼睛红着，但没有泪。她的脸上是那种很平静的表情，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
报道一出，炸了。
《北京晚报》的读者热线被打爆了。接线员一个下午接了上百个电话，有问能不能给贺秀莲捐款的，有问捐献者杜丽丽身世的，有问肺移植手术现在能不能做的，有问怎么登记遗体捐献的。有个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哭了，说她女儿也是肺病，等了三年没等到供体，去年走了。她说：“要是早点有人捐，我闺女还能活。”接线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把话筒拿开了一段距离，等老太太哭完了，才说：“阿姨，您别太难过。”
报社编委会临时决定，派记者去安贞医院和协和医院深度跟进报道。又派了两个人去采访杜丽丽住过的那个旅馆和周围的邻居，想拼出这个陌生女人生前最后的生活。杜丽丽生前住的那个旅馆在胡同深处，老李头对着记者手里那张黑白照片看了半天，说了句：“她不大说话，住了一个月，每天早出晚归。”旁边房间的房客说见过她几次，穿着灰布褂，低着头，走得不快。“也没见有人来看过她。”他说。
记者把她生前的照片登在了《北京晚报》上。那是安贞医院配型档案里留存的登记照，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头发整齐地梳着，表情有点拘谨。照片不大，黑白的一寸相。隔了两天，《北京青年报》也发了报道。标题是：“给陌生人捐肺的女人”。他们从伦理角度写了写，重点放在“捐献者与受体素不相识，却愿意献出自己”这个点上。
两篇报道接连见报后，更多媒体跟进了。《光明日报》发了评论，标题是“平凡人的不平凡选择”。《中国青年报》在冰点栏目发了长篇特稿，题目是“杜丽丽最后的决定”，占了整整一个版，从古风铃写到南方工厂，从武惠良写到天坛，从旅馆写到手术台。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她用七天认识了一个人，用一辈子做了个决定，用一个肺留住了一条命。”
《北京晚报》又做了个读者来信专版。有个中学老师在信里写：“我这辈子教了几十年书，今天被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上了一课。”还有个退休干部写：“我今年七十一了，签了遗体捐献登记表。不是赶时髦，是想通了。”报社把这几封信并排登在版面上，标题用了“大爱无声”。
报道也传到了陕北。
金波是在石圪节邮电所看到报纸的。他不认识字，但认得照片上秀莲的脸。他把报纸揣回家，让在县中学念书的邻居家娃娃念给他听。念到“杜丽丽”三个字，金波愣了一下。“谁？”邻居娃娃又念了一遍。金波没再说话，把报纸接过去，攥在手里，转身走了。回到砖厂，他蹲在窑口边，把报纸放在膝盖上，一个字一个字认。认不全，但他认出了“肺移植”“贺秀莲”“杜丽丽”这几个词。他蹲了很久，老陶头喊他，他没应。
消息也传到了西安。少平是在宿舍楼下收发室看到报纸的。报纸是《中国青年报》，他的同班同学马建国订的。马建国把报纸递给他，说：“少平，这上面写的是不是你们那里的？”少平接过去，从头看到尾。看完以后，他把报纸折好，攥在手里，上了楼，坐在床边。马建国问他怎么了，他没说话。他从枕头底下抽出信纸，铺在桌上，拿起笔。坐了很久，一个字没写。又把笔放下了。
那天晚上，少平没有去食堂吃饭。他躺在宿舍的床上，看着上铺的床板。那个“早”字还在，旁边的太阳已经模糊了。他盯着那个模糊的太阳，盯了很久。他想给田平写信。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写。最后只写了一句：“田平同志：您好。我嫂子做手术了。是一个叫杜丽丽的人捐的肺。我不认识她。但我这辈子都会记住她的名字。孙少平。”写完了，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压在枕头底下，没有去寄。他不知道该怎么跟田平说这件事。说了，田平会问杜丽丽是谁。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不清。他自己都不知道杜丽丽是谁，只知道她是一个在天坛台阶上坐了七天的人，一个跟秀莲说了七天话的人，一个把肺留给了秀莲的人。
他把信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看了一遍，又塞回去了。
北京。协和医院。
秀莲手术后第十天，已经能下床走几步了。她扶着墙，从床边走到窗户，再从窗户走回床边。走得很慢，但不用人扶了。少安站在旁边，手伸着，随时准备扶她。秀莲走完了，坐在床边，喘了几口气。
“少安，报纸上说，她住的那个旅馆，被记者找到了。”
“嗯。”
“他们说，她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