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
双水村没有过小年的习惯。灶王爷上天的事，老一辈人还记着，年轻的不讲究了。但少平他妈还是蒸了一锅白面馍，点了红点，放在灶台上供了一碗。敬谁，她说不清。就是觉得该敬。
少平蹲在灶台边吃馍。白面的，软，烫嘴。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嚼。他妈坐在旁边看他，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
金波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一副对联。红纸，墨字，是他在乡政府求的。他把对联展开，念给少平他妈听：“上联：春回大地风光好；下联：福满人间喜事多。”
“好，好。”少平他妈连声说，眼圈有点红。往年这对联是少安贴的。
金波搬了凳子，去门口贴对联。少平吃完饭，把碗洗了，站在门口看。金波站在凳子上，一手按着对联，一手撕旧纸。旧纸是去年的，红已经褪成粉白，风刮得边角翘起来。金波撕了两下，没撕干净，纸屑粘在门框上，像蜕了一半的蛇皮。
“少平，拿把铲子来。”金波喊。
少平进屋拿了一把旧锅铲，递给金波。金波铲了几下，把纸屑弄干净，把新对联贴上。红纸，黑字，门框一下亮了。
少平退后两步，看着对联。他不识字，不，他识字。他看着那两行字，一个一个读。春回大地，福满人间。字是好的，意思也是好的。可他心里不踏实。少安还没回来。信上说“决定回家”，可人没到，就不算回来。
金波从凳子上跳下来，拍拍手上的灰。“你哥啥时候到？”
“没说。”
金波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下午，少平去砖厂。窑火还旺着，老陶头蹲在窑口，守着最后一窑砖。腊月二十五一封窑，过了年再开。这窑砖是今年最后一窑，烧好了过年，烧不好也过年。
老陶头看见少平，往旁边挪了挪，让出地方。少平蹲下来，把手伸到窑口边烤。火烫，手背上的汗毛燎得卷起来，他没缩。
“你哥今年回得来不？”老陶头问。
“信上说回。”
“信上还说啥？”
“没别的。”
老陶头抽了一口烟，烟从鼻子里喷出来，被窑火的红光照成灰白色。“你哥那个人，嘴硬。啥事都自己扛。他不说，你也别问。问了他也不说。”
少平没接话。他看着窑火，火苗在砖坯之间窜，舔着窑壁，把砖烧得发红。砖烧红了再慢慢冷，冷了就成了青灰色。人是不是也这样？烧过、烫过、冷过，就成了另一副样子。
天黑下来。少平回家，他妈已经把饺子包好了。白菜馅，放了点粉条，没有肉。她端着一盖帘饺子，往锅里下。水滚着，饺子在锅里翻，白的，一个一个。
“你哥最爱吃饺子。”他妈说。
少平坐在灶台边，看着他妈下饺子。她动作慢，一个一个往锅里放，放一个，停一下，像在数。锅里翻滚，饺子浮起来，皮透亮，能看见里面的馅。
“妈。”
“嗯。”
“我哥回来了，让他别再去北京了。”
他妈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继续下饺子。
饺子熟了，少平端了一碗，蹲在门口吃。天冷，饺子凉得快，他吃得快。吃到一半，放下碗，看着村口的路。路是砖铺的，直通到村外。路两边是杨树，叶子落光了，枝丫朝天，像手指。风从村口灌进来，把地上的碎砖屑吹得打转。
没有人影。
他把碗里的饺子吃完，进屋了。
腊月二十八，少平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不是少安的。他拆开，抽出一张纸。纸上只有一行字，字迹陌生，方正，一笔一划：
孙少平同志，您已被西安地质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录取，请于一九九二年三月一日前报到。
他把那行字看了三遍。手没抖。心也没跳得快。他把信折好，塞进内衣口袋。然后坐在炕沿上，看着墙。墙上糊着旧报纸，报纸发黄，有一版登着天气预报，日期是一九八五年。他盯着那个日期看了一会儿。
金波推门进来。“少平，窑上——”他看见少平坐在炕沿上不动，话停了。“咋了？”
少平从怀里掏出信，递给他。
金波接过去，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手开始抖，信纸哗哗响。他把信放在桌上，用两只手按着，怕它飞了。
“你考上了。”金波说。声音不大，像说给自己听。
“嗯。”
金波一把抱住他。抱得很紧，拳头捶他后背，一下一下，闷响。
少平没动。他站着，手垂在两侧。金波抱了一会儿，松开，退后一步，看着他。“你咋不笑？”
少平摸了摸自己的脸。嘴角没翘。他笑不出来。不是因为不高兴，是因为还没反应过来。他考上了。他可以走了。去陕南，去西安，去一个他没去过的地方。可他走了，砖厂怎么办？夜校怎么办？他哥还没回来，他爹娘谁照顾？
这些念头一个接一个涌上来，堵在胸口。
金波看着他，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你走你的。砖厂有我。夜校有王满银。你哥回来了，也有你哥。你爹你妈，全村人看着，饿不着。”
少平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的砖灰嵌在纹路里，洗不掉。他搓了搓，没搓掉。
“金波。”
“嗯。”
“我走了，你一个人撑得住？”
金波笑了。“我当兵的时候，一个人扛过一顶帐篷。砖厂再大，大不过帐篷。”
少平没再说话。他把信从桌上拿起来，重新折好，塞进内衣口袋。口袋贴着心口，纸硬硬的，硌得慌。
晚上，他一个人去了砖厂。
窑火已经封了。窑口用砖堵死，外面糊了一层泥，防止热气散掉。烟囱不冒烟了，砖厂的夜比平时安静。他站在窑口边，把手放在泥面上。泥是湿的，凉，能感觉到里面有余温。火还在，只是闷着烧，等过了年，扒开泥，拆了砖，火就出来了。
他在窑口边蹲了很久。天上有星子，不多，稀稀拉拉，冻得发颤。远处东拉河的水声小了，河面结了一层薄冰，水流在冰底下，听不太清。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回走的时候，路过村口的老槐树。树老了，树干空了一半，还活着，春天照常发芽。他站在树下，抬头看。枝丫叉开，像撑开的手掌，托着天。
他忽然想起少安。想起小时候，少安背着他走夜路，他趴在大哥背上，问：“哥，天上有多少颗星？”
少安说：“数不清。”
“那最亮的那颗叫啥？”
“叫......叫长庚。”
“长庚是啥？”
“就是金星。”
他那时候不懂金星是啥。现在懂了，是离地球最近的行星。可懂了又怎样，他哥还是没回来。
他低下头，往家走。推开门，他妈还没睡，坐在灶台边，就着煤油灯纳鞋底。看见他进来，放下鞋底，站起来。
“吃了吗？”
“吃了。”
“锅里还有粥。”
“不喝了。”
他走进窑洞，脱下棉袄，搭在椅背上。从内衣口袋掏出那封信，放在桌上。然后躺在炕上，面朝墙。
他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来，把门带上了。
屋里黑。他睁着眼，看着墙。墙上那条裂缝还在，从炕头延伸到炕尾。他盯着那条裂缝，盯了很久。
然后闭上眼睛。
明天，他得去乡政府盖章。去教育局办手续。去砖厂跟老陶头交代。去夜校跟王满银说一声。好多事。他一样一样想，想到最后，脑子乱了。
翻了个身。
窗外起风了。风从门缝钻进来，凉，他伸手把棉袄拉过来，盖在身上。棉袄上有砖灰的味道，还有煤油灯的烟味。
他闻着这些味道，慢慢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