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杜丽丽已经在黄原和北京之间跑了三个来回。
古风铃的事，她已然查了半年。他的表叔刘德厚找不到了，而那个叫刘桂兰的账户开户人早就销了户。
现如今，医院只承认“护理费代收”，不承认这场骗局。
派出所那边说这属于经济纠纷，立不了案。
就连信访办让她填的表，都填了三回，每一回都说“已转相关部门处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她坐在黄原地区信访办门口的石阶上，手里攥着一沓材料。那材料是她自己写的，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笔一笔，从1984年写到了1991年。共写了十几页，字迹工整，用了三种颜色的笔——蓝的是事实，红的是疑点，黑的是诉求。她现在虽算不上很有文化的人，但这些东西她仍写得很清楚。但清楚没用。信访办的人换了三拨，每一拨都认真看，看完说“我们研究研究”，就没了下文。
三月的黄原，风还硬。她穿得单薄，一件灰布褂，里面是旧毛衣，袖口脱了线，露出手腕。手腕细，青筋凸起，像干涸的河床。她把材料收进帆布包，站起来，膝盖僵了一下，扶着墙站了几秒。
旁边蹲着的一个老汉看了她一眼，递过来一根烟。她摆手。老汉自己点上，抽了一口，说：“闺女，跑信访的，都是没路走的。你也是？”
“嗯。”
“啥事？”
“被人骗了。”
老汉叹了口气，没再问。他把烟抽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走了。杜丽丽站在信访办门口，看着那条窄巷子。巷子里停着一辆三轮车，车上堆着废纸壳，收废品的老头歪在车把上打盹。远处有小孩在哭，尖着嗓子，一声一声。
她此次在黄原待了五天。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一晚上一块五。房间算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地上有半个暖水瓶，瓶塞没了。她每天早上去信访办，下午去查档案。档案在区卫生局，全堆在库房里，一摞一摞，落满灰。她蹲在地上翻了三天，翻到古风铃的病历了，但出院那一页被撕了，只剩下入院记录和几张检查单。她问管档案的人：“谁撕的？”那人说：“不知道。你问领导。”
领导不在。
第四天，她去了古风铃出事的那条铁道。铁轨还是原来的铁轨，枕木换了新的。她蹲在路边，看着铁轨延伸向远方，看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往铁轨上放了一块石头。很小的一块，指甲盖大。放完就走了。
第五天，她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
硬座，靠窗。车厢里人不多，空了大半座位。她把帆布包抱在怀里，头靠着车窗，看着外面的田野。地还没绿，灰黄一片，一块一块，像补丁。她看了一会儿，闭上眼。
火车在郑州停了一站。
站台上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杜丽丽睁开眼，看着窗外。一个穿着蓝格衫的女人从站台上走过，步子不快，腿有点僵。那女人的侧脸，颧骨高，下颌线条硬。杜丽丽看着那张脸，心里忽然动了一下。不是认识，是觉得那张脸不该出现在这里。那张脸应该在另一个地方，在黄土坡上，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女人走过她的车窗，没有往里看，走过去了。杜丽丽隔着玻璃看着她走远。然后火车开了，站台往后退，那女人的背影缩成一个小点，消失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盯着那个人看了那么久。也不想知道。她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凉，硌得慌。
到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她出了北京站，站在广场上。北京的风比黄原还硬，刮在脸上像刀子。她把围巾往上拢了拢，遮住半张脸，往公交车站走。她要去的不是信访办，是报社。她查到了一个人——当年报道古风铃事故的那个记者。那个记者还在，在《北京青年报》上班。她想去问问他，知不知道古风铃出院以后的事。她不相信一个人就这么没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坟。她攥着那张记者的名片，名片已经皱了，边角卷起来。
她坐上公交车，往报社的方向去。车晃，她靠着椅背，看着窗外的街景。北京的街灯比黄原亮，一排一排，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
到了报社，大门关着。门卫室亮着灯，她敲了窗玻璃。门卫探出头：“找谁？”
“找张建国记者。”
“下班了。明天九点以后来。”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铁栅栏门。门里面是一栋楼，楼里有她要找的人。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在附近找了一家旅馆，比黄原贵，一晚上三块五。房间在一楼，窗户对着墙，什么也看不见。她把帆布包放在枕边，躺下来。天花板上有水渍，黄褐色，一大片，像地图。
她盯着那片水渍，想起白天在郑州站台上看见的那个女人。蓝格衫，走得慢，腿有点瘸。像从哪个矿上刚出来的家属。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被子薄，不暖和。她蜷着身子，缩成一团。脑子里是古风铃的脸。不是出事后面目全非的脸，是以前的脸。那时候他还年轻，头发长，爱穿白衬衫，站在古塔山上给她念诗。
她闭紧眼睛，不想想了。
可那些画面自己跑出来，一帧一帧，像电影。她在流水线上拧螺丝，手指磨烂了，还在拧。她在电话亭里打电话，那边说“人活着呢”，她就信了。她在出租屋里被人按在床上，喊不出声。她在宿舍里丢了钱和口红，没人信她。
她睁开眼。
水渍还在天花板上，黄褐色的，像一张旧地图。地图上没有她要找的地方。
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沓材料。纸硬，硌手。她摸着那些纸，一下一下，像在数。
明天。
明天去找张建国。
她闭上眼，等着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