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丽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开始跑医院了。
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跑两家，上午一家，下午一家。从最近的开始，一家一家往外扩。她在地图上把北京城的医院圈了个遍，协和、同仁、友谊、宣武、天坛、朝阳……圈了二十几个红圈。她不知道这些医院哪个有神经内科，哪个收治植物人，哪个可能收过古风铃。她只知道，一家一家问，总能问到。
第一天去的是一家大医院，在王府井附近。她站在门诊大厅里，看着头顶的指示牌，神经内科在五楼。电梯人多，她爬楼梯上去。楼梯间里没有灯，她扶着扶手往上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到了五楼，护士站里坐着一个胖护士，正在打电话。杜丽丽站在旁边等，等了好几分钟，胖护士挂了电话，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你找谁？”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植物人？陕北的，男的，三十来岁。”
“叫什么名字？”
“古风铃。”
胖护士翻了翻桌上的登记本，从前往后翻，从后往前翻，合上。“没有。”
“那以前有没有住过？前两年的？”
“查不了。住院记录在病案室，病案室不对外。”
杜丽丽站在护士站前面，手攥着包带。她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胖护士已经开始接下一个电话了。她转过身，往楼梯口走。下了楼，出了医院大门，站在台阶上。阳光刺眼，她眯着眼睛，把地图从兜里掏出来，看了一眼下一个医院的位置，往公交车站走。
第二天去的是另一家大医院，在崇文门。神经内科在四楼，护士站的护士瘦，戴着眼镜，说话轻声轻气。杜丽丽问了同样的话，护士翻了登记本，说没有。杜丽丽又问能不能查以前的记录，护士说病案室周六不上班，周一再来。
周一她来了。病案室在医院后面一栋旧楼的二层，门开着，里面堆着一排排铁皮柜子，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和灰尘的味道。管病案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听她说完，摇了摇头。“没有叫古风铃的。你要是不信，自己翻。”他指了指靠墙的一排柜子。杜丽丽走过去，拉开柜门，里面是一摞摞牛皮纸袋，袋子上写着年份和科室。她从第一排翻起，神经内科，一九九〇年。一袋一袋翻，翻到一九九一年，翻到一九九二年。没有。她把柜门关上，站了一会儿，走了。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她每天都跑两家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友谊医院、宣武医院。有的医院去了就能问，有的要排队等，有的护士态度好，有的护士不耐烦。但结果都一样——没有。她在地图上把去过的那家医院划掉，红圈越来越少，心里的希望也越来越薄。她知道希望薄了，可她还是得去。不去，她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第六天，她去了天坛医院。不是天坛公园，是天坛医院，在南城。这家医院她之前没去过，地图上圈了，排在靠后的位置。她坐公交车去的，倒了两趟，花了一个多小时。医院不大，门诊楼旧，病房楼也旧。她进了大门，找神经内科。在一楼，走廊尽头。
护士站的护士是个年轻姑娘，扎着马尾辫，正在跟旁边的人说笑。杜丽丽走过去，等她们说完，才开口。
“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植物人？陕北的，男的，三十来岁。”
马尾辫看了她一眼。“叫什么？”
“古风铃。”
马尾辫翻了翻登记本。“没有。”
“那以前呢？前两年的？”
“我是今年才来的，以前的我不知道。你去病案室问问。”
病案室在另外一栋楼，她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管病案的是个中年男人，正在抽烟，烟雾缭绕，呛得她咳了两声。男人看了她一眼，把烟掐了。
“找谁？”
“古风铃。陕北的，男的，出车祸的，可能是前两年住的院。”
男人转身，在一排柜子前翻了翻，抽出几个文件夹，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没有。”他把文件夹塞回去，转身看着她。“你找这个人找了多久了？”
杜丽丽愣了一下。“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还没找到？”
“没有。”
男人看着她，眼神里有说不清的东西。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再去别的医院问问吧。”杜丽丽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了医院大门，站在台阶上。天快黑了，路灯亮了。她看着那些灯，心里空空的，像被什么东西掏走了。
她在路边蹲了一会儿，站起来，往公交车站走。公交车挤，她站在后门边上，手扶着栏杆。车晃，她的头磕在栏杆上，疼。她没动。窗外是北京的夜景，高楼，霓虹灯，车流。她看着这些，觉得离自己很远。她不属于这里。她不属于任何地方。
第七天，她又去了一家医院。在城北，坐公交车要转两趟。到了以后，护士翻了登记本，说没有。她又问病案室，病案室也说没有。她站在医院门口，把地图掏出来，看着上面剩下的红圈。还有七八家。她不知道这些家跑了以后怎么办。也许再跑一遍。也许不跑了。不跑了能去哪儿？回黄原？回那个旅馆？回那个裁缝铺？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得跑。跑着，至少还有事做。
她坐上公交车，往下一家医院去。车上人多，她被挤在中间，手够不到扶手，只能靠周围人的身体撑着。她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不大，几个月的样子，裹着一件花棉袄，睡得正香。母亲被人群挤得站不稳，一下一下往前倾。杜丽丽伸出手，扶了母亲一把。母亲看了她一眼，说了声“谢谢”。杜丽丽没说话，把手缩回去了。她看着那个孩子，看着那只从棉袄里伸出来的小手，手指蜷着，指甲盖粉红粉红的。她盯着那只手，盯了很久。那孩子让她想起了什么，想起了谁，她说不清。也许是武惠良的孩子，也许是她这辈子都不会有的孩子。
公交车到了一个站，母亲抱着孩子下了车。杜丽丽看着她们的背影，看着母亲把孩子往上托了托，孩子的小手搭在母亲肩膀上，手指一张一合。车开了，她们消失在窗外。杜丽丽把目光收回来，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放在包带上，手指蜷着。她把手翻过来，看着掌心。掌纹乱。
她到站了。下了车，走了一段路，找到那家医院。门口挂着牌子，某某医院。她走进去，找到神经内科，问了同样的话，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没有。她把地图掏出来，把这家医院划掉了。还剩下六家。
她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街对面。街对面是一个公园，门口写着“天坛公园”。她看着那几个字，想起了什么。天坛。她以前在课本上见过，在电视上见过。她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她看着公园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心想，他们为什么进去？看风景？散步？还是跟她一样，没地方去，进去坐坐？她不知道。她没有进去。她转身往公交车站走。
回到旅馆，天已经黑了。她没吃饭，不饿。上了楼，进了房间，把包放在桌上，躺在床上。天花板是白的，有一道裂缝，从灯口延伸到窗户。她盯着那道裂缝，想起黄原旅馆那道。两条裂缝不一样，但看着看着，就重合成一条了。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沓材料。汇款回执、病案复印件、古风铃的照片。没有拿出来。摸着那些纸，纸边扎手。她把手指缩回来，放在胸口上。心跳，一下一下，不重。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是今天在公交车上看见的那个孩子。那孩子的手很小，指甲盖粉红粉红的。她想，如果她也有一个孩子，手是不是也这么小。也许比这只还小。她没见过刚出生的孩子。她在医院走廊里见过，护士抱着，裹在襁褓里，只露出一张脸，皱巴巴的。她当时看了一眼，心想，怎么这么丑。现在想想，不是丑，是还没长开。人都是慢慢长开的。她也是。从一个小皱脸，长成一个小姑娘，再长成一个大姑娘，再长成一个现在这样。她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什么。不算姑娘了，也不像女人。她是悬在半空中的，上不去，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