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因为看见而相信，也有时，我们是因为相信而看见。
选择相信哪个故事，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自己心灵的角落。
星云大师告诉我一个他12岁出家时的故事。“我受戒的时候，庙里的老师父们坐成一排，轮流问我问题。第一位问：‘是师父让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的？’我回答：‘是我自己要来的。’师父说：‘大胆！师父没有让你来，你就自作主张跑来，该打！’说着手里的藤条就抽下来。到了第二位，又问同样的问题。我这回学乖了，回答说：‘是师父叫我来的。’‘糊涂！难道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了吗？该打！’又是藤条伺候。到了第三位，还是问同样的问题。我急中生智回答道：‘师父叫我来，我自己也想来。’‘滑头！小小年纪就知道油嘴滑舌，该打！’到了第四位师父面前，我说：‘您别再问了，直接打吧。’哈哈！”
这么不讲道理？星云大师笑眯眯地说：“他们以无理对有理，实际上是让我学会虚心、忍耐，是成就我呢。”到了前几年，年事已高的他被查出癌症。一位医生问他：“您怕不怕死？”星云大师想，回答不怕死吧，不够诚恳；回答怕死吧，对方可能因此看不起出家人。于是他回答：“死不害怕，但是怕疼。”医生听后大笑。他哪里知道，这种困难的选择题，对面的这位老和尚打小就受过训练啦！
选择，有时真是不易。但总比没有选择好。我们曾经没有选择。比如你出生在农村，就只能拿到农村户口。比如你是个女孩，父母很有可能要求你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比如你大学毕业去的机构是分配的，一干就是一生。比如你住的房屋是单位分配的，还分男不分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的选择实在有限。改革开放，让城乡的年轻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有了旅行和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有了留学的可能，有了创业的冲动，有了极大丰富的商品和生活方式，以致于我们常常产生选择焦虑和选择障碍……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大的红利是思想的解放和个人选择权的释放。
选择总是伴随着相应的结果。要为结果负责，并不总是轻松的。“上帝啊，请给予我勇气，坚持我应该坚持的；请赐我智慧，放弃我应该放弃的。不过，请您首先告诉我这两者的区别。”这是一句祷告词，却是我们每个人常常遇到的真实场景，这让我想起曹操手中拿着的鸡肋，丢掉吧，弃之可惜；留着吧，食之无味。
在人生的各个场景中，选择坚持还是放弃，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埃隆·马斯克曾经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他要么把钱都投入SpaceX，要么都投入特斯拉，以增加它们的生存机会。如果把钱劈开各投一部分，则两家公司都有可能倒闭。在2008年的圣诞节临近的时候，两家公司都没钱了。他彻夜难眠，反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所做的对别人有用吗？”因为这正是一家公司存在的意义。他相信电动汽车是人们出行的必然选择，自动驾驶正在成为现实。他也相信人类值得花1%的努力，建立太空城市，以便在地球遭遇灭顶之灾时有条后路。自从创业以来，马斯克将他的想法转变成产品，并且作为首席批评者不断地用最挑剔的眼光审视它们。审视，改善，再审视，再改善，永不停止。这就是他的偏执。无法入眠的他决定哪个公司都不放弃。幸运的是，就在这个圣诞节前夜，他分别拿到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订单和特斯拉的融资！他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风险，证明你的创意还不够。人生中要有激动人心的事情，这样在你早晨醒来时就可以说，我很高兴我还活着。”
有些选择要比是否关闭一个企业艰难得多。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回忆起“9·11”那天的情形，冷静克制的声音里还是能听出紧张。当天小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州访问一所小学，赖斯与副总统切尼在华盛顿。他们得知已经有飞机撞击了纽约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但他们不知道还有多少飞机可能已被劫持，也不知道它们瞄准了哪些城市和目标。他们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命令空军击落任何做出不恰当回应的飞机，以牺牲飞机上乘客的生命来换取地面上更多人的生命！布什总统同意了。“在随后的可怕的黑色一小时里，确切地说，是在随后的一分钟里，副总统和我下令让空军击落那架已被劫持的飞机。不得不做出击落民用飞机的决定，那种感觉糟糕极了……”接到命令后，大批超音速战机升空，F-15和F-16战机离那架被确认劫持的美联航93航班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当赖斯在指挥室里看到93航班坠落，机上无人生还的消息时，她一度认为是被击落的。后来才得知，机上乘客知道了世贸大楼遭遇的恐怖袭击，决定与劫匪展开英勇的搏斗，最终导致飞机失控而坠毁。赖斯说：“作为决策者，你并不是总能得到完备的信息，有时甚至是不准确的信息，但是你必须在紧迫的时间里做出反应。你没有机会说：‘我还没想好呢！’你必须做出决定。我们回顾历史时常常觉得那些决策是有条不紊地做出的。但任何一个参与决策的人都知道，它并不是非常有序的，而是相当艰难的。”
突发事件往往需要领导者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迅速做出选择，那么面对战略决策，有相对从容的时间，是否意味着他们更有机会做出正确决定？2015年9月，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我在华盛顿采访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其对中美战略关系的展望，对理解今天纷乱的两国关系依然有借鉴意义。就在那一年的4月，美国外交委员会发布了特别报告，称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都将是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建议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将重点放在制衡崛起的中国，而非继续支持其不断上升的地位。当我问克里对此的看法，他说：“我不认为需要修改美国对华的总体战略，中美如果卷入一场新的冷战，对两国和世界都是错误的。毫无疑问，以中国的人口和发展潜力，将确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人不应对此感到害怕，而应表示欢迎，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了，它得益于美国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全球金融体系。只要大家都按照公平合理的规则行事，就对全世界有帮助。中国刚刚在伊朗核谈中扮演很具建设性的角色，我们对带来实质结果的合作深表感谢。我认为关键是，两国领导人不要让自己被推入对抗的状态，而是努力携手化解现有的分歧和问题。比如在清洁能源方面共同研究和发展，如果我们在巴黎达成协议，将是所有人的胜利。”对于我的提问“两国之间的互信比起10年前，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他说：“我认为更强了。我们正在相向而行。我们都认识到，中美两国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纯粹互信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两国都认识到可以通过合作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历史上强国之间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意见不合。但即使是当年美国和苏联，也可以找到军控的方法。这就是领导力的标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发生的事几乎与克里所描述的战略思路条条相悖。随着特朗普的上台，在“美国优先”的叫嚣中，中美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给两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巨大伤害。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中导条约》……美国正在破坏它曾经领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而且是用一种任性的、冲动的方式来做决策。作为国家领导人，其核心能力之一，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共同基础，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痛苦。其实，我所了解的情况是，真正困扰许多美国人的，不是特朗普有多么不靠谱，而是，这么不靠谱的总统，怎么会被美国人选出来呢？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选择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一个不那么理智的人要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历史是由后一种人创造的。”要改变环境，谈何容易。2012年中国建筑师王澍因为宁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