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暑气逼人。
在这个躁动不安的夏天，杨澜宣布将她和吴征共同持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捐献出来。
与此同时，在香港成立以传播慈善文化为目的的阳光文化基金会，杨澜出任基金会主席。此举意味着，杨澜从商场第一线抽身而退，重回她所熟悉擅长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杨澜对记者说：“我认为自己是在回归。”
从烦琐行政职务中脱身出来的杨澜，选择了与上海东方卫视合作，将东方卫视作为《杨澜访谈录》在内地的首播卫视平台。
立足于国际大都市上海，东方卫视开播于2003年10月，是国内除中央电视台外落地率和人口覆盖率最高的地方卫星电视频道之一，同时东方卫视（海外版）也在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海外地区落地，是一个面向全国、辐射海外、有着开放性的国际视野的卫视平台。定位于高端访谈节目的《杨澜访谈录》，与东方卫视国际化、都市化、人文化的频道定位，在气质上比较契合。而节目的国际化嘉宾群体，杨澜的专业主持水准和驾驭重大新闻的能力，是东方卫视力邀节目加盟的原因所在。登陆东方卫视，让《杨澜访谈录》从天上回到地上，接到了地气，将自己的节目送进了千家万户，更有效地凸显了自己的品牌优势。
然而，几乎是没有喘气的时间，问题便如影随形地接踵而来。在这个新平台上讲一个属于《杨澜访谈录》的故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飘在天上的阳光卫视时期，节目组对嘉宾的选择可以自由地定夺，几乎不受外部力量的干扰和限制。挂靠于东方卫视之后，制片人毕崑在决定人物选题时，就要综合各方因素，进行更为稳妥的考虑，每个月还要定期与东方卫视总编室进行沟通。《郎咸平》和《顾雏军》这两期节目可以在阳光卫视上顺利播出，而节目组向东方卫视提出是否可以重播一遍时，就遭到了直接的拒绝。一些富有争议的敏感人物，也因此被节目组排除在采访嘉宾之外。
这是一个正常化的程序，毕崑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应。不同于郝亚兰集中于采访权威的政治人物，毕崑对嘉宾的选择范围则宽泛得多。他认为没有人可以代表所有人的态度，因此《杨澜访谈录》不能，也不想表达某一代人或者某一特定阶层的意见，而只能忠实地记录下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对于所谓的60后、70后以及80后，毕崑认为不过是人为构造的代际隔阂，在他眼中，杨澜的超越意识，足可以弥合这种代沟。
8月，《杨澜访谈录》请来了作家郭敬明。在外人眼里，60后的杨澜和80后的郭敬明，这场对话从年龄到阅历，都是不对等的。然而，面对杨澜，郭敬明没有拘谨，侃侃而谈；而一直称呼他为“小四”的杨澜，也在访谈中不断与他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将两人观念的相左呈现在观众面前，已经达到了毕崑的初衷。
毕崑的开放性理念只是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郭敬明这样商业文化下的代表人物，如果不是因为节目落地于东方卫视之后面临着收视率的评估，也很难被请进节目的演播室。虽然比起收视率，东方卫视更看重节目的品牌和影响力，并没有用冰冷的数字作为衡量节目的标准；与同一时段的其他节目相比，《杨澜访谈录》的收视率排名也属于中上水平。但是对收视率这“电视行业的心电图”的注重，还是让节目组的每位成员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起初创办《杨澜访谈录》时，杨澜并没有考虑市场因素，只是基于职业的兴趣和满足感。然而此时，在每一期节目播出之后，一份详细收视率报告就会出现在杨澜的桌头。她无奈地发现，通常外国嘉宾的出现，哪怕是国家元首，收视率就会掉一半左右。在现实面前，杨澜和她的团队也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和妥协。在不伤害节目“高端”和“国际化”的前提下，团队增加了一些与流行文化相关的人物，而相对削减国际嘉宾的人数。定期收看《杨澜访谈录》的观众们可以发现，与先前几年相比，这一年的明星脸明显多了，翁倩玉、蒋雯丽、张学友、黎明、章子怡、杨紫琼等娱乐明星相继登场亮相，与杨澜交手过招。
收视率的压力，也在提示着这个时代观众的趣味转向。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选秀节目在这一年走到了顶峰。12万名年轻女孩报名参赛，有4亿观众收看了总决赛的电视直播，有800多万人用手机发送短信投票。在这一年的10月，冠军李宇春当选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评选的“年度亚洲英雄人物”，并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从一档看来普通的选秀节目，到掀起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风潮，《超级女声》制造了一次全民的奇迹和狂欢，也在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来势汹汹的“超女”风潮面前，相比起社会上一些知识分子的声讨和抵制，杨澜却觉得在这场“想唱就唱”的娱乐秀中，女人能够自我表演和欣赏，大胆展现个人魅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在年初，杨澜的新栏目《天下女人》在湖南卫视开播，向来端庄大气的她以拉丁舞的造型出镜，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但杨澜随后用她轻松活泼的主持方式告诉大家，这也是她生活的一面。娱乐并不是罪恶，也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尺度。坚定地站在前沿，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也不迷失自己，这是杨澜讲故事的方式。
同为高层领导人的阿里巴巴集团CEO马云，也曾经在几百名员工面前大跳钢管舞。在10月的杭州，杨澜笑着对节目的嘉宾马云问起了这个故事。自从某次活动中，马云被公司里的几位女员工拉上台跳起劲舞后，他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台上的领舞者。不按常理出牌的马云，不仅是这个小舞台的带头人，也在互联网这个大舞台中风生水起。阿里巴巴成功兼并全球最大门户网站雅虎，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但这个被称为“狂人”的小个子，显然并未停下脚步。当杨澜问他：“据说你提出了要把这样一个合并后的公司，变成将来中国最伟大的一个公司，这样的话说出来，你觉得别人不会认为你狂吗？”马云自信满满地告诉她：“我觉得并不狂，中国今天这样的形势、这样的市场，全球经济一体化，互联网又是新的，凭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公司？”
杨澜试探性的提问，也是想通过马云的意见，更加清晰地了解互联网的发展态势。就在这一年，互联网和新媒体产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纳斯达克的旗帜再一次高高飘扬，互联网竞争格局进入战国时代。盛大闪电收购新浪19.5%的股份；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收盘股票涨幅达354%，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联想完成了IBM全球PC业务的收购，迈出了中国企业打造国际跨国集团的第一步。来自民间的新力量在网络言论平台上纠集并产生持续影响，从虚拟到现实，从网络到社会，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正在形成。喧嚣与机遇、混乱与兴奋、盲目与乐观，这形形色色，甚至相互背离的一切，无比奇妙地搅扰共生在互联网的潮水之中。
在信息迅速共享的网络时代，作为主持人的杨澜受到了信息筛选的困扰。技术的一日千里，海量的、碎片状的资讯席卷而来，在这信息爆炸的环境中，人们得到了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同时也会在选择时有些不知所措。对《杨澜访谈录》的编导们而言，如何筛选出正确的、有价值的信息，对于一期节目的质量至关重要。杨澜对网上的信息，本能地持审慎的态度。互联网开放、自由的特性，也催生了大量失实的信息。因此杨澜再三向编导们强调，如果信息是来自网络，那么在策划文本中必须注明来源。对于不确切、不严谨的消息，杨澜通常就不会用它来作为发问的依据。她所真正信任的还是权威的新闻报纸和杂志，如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台湾地区的“中国日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