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女性的“权利”和“权力”需要被重新定义，女性的“成功”与“成长”需要有不同的选择。
关键是，女性应该怎样突破过往给人的刻板印象，是复制男性的竞争模式，还是在贤妻良母的惯性思维中内疚不已？
“你是怎么平衡事业与家庭的？”这是我每次接受采访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这问题没什么不妥，只是为什么很少有记者问男性这个问题？男人们就不需要平衡事业和家庭吗？
有人总结21世纪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三大动力是网络（web）、气候（weather）、女性（women）。女性作为劳动力和消费者的影响与日俱增。在美国、中国这些国家，女性已占劳动力市场的50%左右，女性在政界、商界的高层管理中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全球现任的民选国家元首中已有超过20位是女性，欧洲不少国家的议会和内阁成员中有一半是女性（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仅占22%左右）。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女性支配的个人消费和家庭消费更占到消费决策的70%以上。这一切都给予了女性更多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也有更多的女性成为各领域的引领者。如果全球女性能够充分就业，她们创造的价值甚至高于中国与美国GDP之和！在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如何更好地释放“女性红利”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杨澜访谈录》一直关注世界各国的女性领袖。从女性政要到第一夫人，从商业精英到艺术家，女性的“权利”与“权力”被重新定义，女性的“成功”与“成长”呈现了不同选择。关键是，我们需要突破怎样的刻板印象，是复制男性的竞争模式，还是在贤妻良母的惯性思维中内疚不已？
美国时尚杂志《大都会》的前出版人海伦·布朗总是语出惊人。1962年她写了一本畅销书《单身女孩》，其中有句名言脍炙人口：“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她办公室沙发的靠垫上就绣着这句名言。她的拥趸是“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年轻女性。她们独立、自我，不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白马王子身上。她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自食其力，婚前不排斥性生活，享受生活的愉悦。海伦说，她没有见过一位完全幸福的单身女人，也没有见过一位完全幸福的已婚女人，不管是单身还是已婚，重要的是她们认清自己的价值，找到令自己快乐的生活方式。对于海伦离经叛道的言论，有人喝彩，有人扔臭鸡蛋，但书和杂志的销量却节节攀升。海伦在接受我采访时已经84岁。她身着艳红的上装，同样艳红的是她的唇彩。今天的她依然是生动而无畏的。帅哥仍然会让她心动。有时在大街上，她会走向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对他说：“我并不认识你，也可能再也碰不到你，但我想告诉你，你今天看上去很帅，衣着得体，发型很棒。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一点。”
20世纪60年代，英国姑娘珍妮·古道尔只身去往非洲观察和研究野生黑猩猩。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认为她在20岁时应该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嫁出去，只有她的母亲对她说：“珍妮，如果你真想做一件事，就要抓住机会，不放弃努力，这样你才会拥有成功的人生。”她的母亲甚至自告奋勇陪女儿住进非洲丛林。为了接近黑猩猩，珍妮遇到过不少危险，她遇到过狮子，也遭遇过豹子，还有眼镜蛇被水冲到了她的脚背上。有一次，她被发怒的黑猩猩包围，还好她学会了用它们的方式表示屈服和善意。菲菲还是一只小猩猩的时候，珍妮就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它。现在它已成为黑猩猩族群中地位最高的雌猩猩。每当珍妮回到坦桑尼亚的热带丛林时，菲菲就会出现，坐在不远处，不时抬头向她这边张望。有时它的眼神会与珍妮的短暂聚合，它看到的是当年朝夕相处的那个人类的女孩已经满头银发，而珍妮看到的菲菲，一身黑毛中也有好几处已经花白了。你想问在野外她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告诉你，她当年把幼小的儿子放进一只笼子里，以免自己外出时野兽攻击他。现在，她的儿子选择在达累斯萨拉姆做一名渔夫，已经成家立业，有三个孩子。
美国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曾经有这样的名言：“女人就像一个茶袋儿，只有把它放进热水里才知道她的厉害。”希拉里·克林顿显然是这样一个厉害角色。她曾经是全美排名前100位的优秀律师，也是学历最高的美国第一夫人，她当过参议员，也成为最有机会问鼎总统宝座的女性参选人。作为女人，我们看到她在丈夫的婚外情丑闻中饱受羞辱，却最终选择与他共同面对。在自传中，她写道：保持与比尔的婚姻是我前半生做出的最困难的决定之一。她最打动我的一次演讲是她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时说的“不论怎样都不要放弃你们自己的梦想，永远力争上游，坚持信仰，被击倒要马上站起来，不要让任何人说你不行”。2009年2月，她第一次作为美国国务卿出访中国并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当我告诉她她看上去很轻松时，她爽朗一笑：“也许是年纪够大的缘故吧。”她访华的日程安排以分钟计算，就是为了及时赶回家参加女儿29岁的生日派对。“我觉得切尔西是很有主见的女孩，她综合了我和她父亲的优点，性格很好，工作努力，有爱心，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我只希望她生活得开心。”女儿长大成人，又于2010年披上嫁衣，希拉里更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她试图让美国国内的鹰派看到外交的重要性，但她也常常有困扰。2010年10月，我在华盛顿的一个女性论坛上再次见到她，她抱怨说：“国防部向国会要500亿，他们一分不差地批准了。我向国会要50亿，他们还砍掉5亿。可是他们忘了如果我们在外交上更加成功，就不必使用那些战争装备了。”
美国公共政策专家弗兰西斯·福山在一篇名为《女性和世界政治发展》的著述中指出，因为女性与生俱来厌恶暴力，如果有更多女性能够参与到世界政治中，特别是成为领导人的话，世界将更加和平。“我并不确定女性是否更爱好和平，她们也曾下令发起过战争，但我认为基于公平的原则，女性应该在政治决策中有更多的话语权。”说这话的是瑞典前外长安娜·林德。生于1957年的她长着一张女学生的脸，淡金色的头发，红润的肤色。她是瑞典政坛冉冉升起的明星，人们预测她是未来的首相人选。我采访她的地点是瑞典外交部，在她手下一名官员的办公室，因为他刚刚做了父亲，正在休“产假”。“记者们总是问我同一个问题：在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你是怎么做好外交部长的？我的男同事们从来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今天的女性不再需要在事业与家庭间做任何选择。我们两者可以兼顾。同时我坚持让自己的男同事也一定要休‘产假’，回家去给孩子换尿布！”为了下班能早点回家，安娜倾向于参加午餐而非晚餐，因为这样就可以回家跟老公和孩子们吃晚饭。母亲节那天，丈夫和两个儿子一起给她做了美味的煎鱼三明治，还送了她很多张画，多到墙上都挂不下了。说起这些，安娜的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笑容。就在我采访安娜三个月后，她在一家购物商场里被一名男子用匕首刺杀。经查那人患精神分裂症，最后被免于刑责。听到这个消息，我惊愕不已。两个男孩成了没妈的孩子。
2014年在采访朴槿惠之前，我读了她的自传《绝望锻炼了我》。这位在年轻时经历了母亲、父亲先后被刺杀，众叛亲离的女性，以东南亚地区第一位女总统的身份再次入住青瓦台，显示了她巨大的忍耐力和韧性。坐在我对面的她内敛，含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不紧不慢。她是个感性的人，对青瓦台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我问她最喜欢哪个角落，她眼睛一亮，说：“不知道你来青瓦台的路上，有没有看到‘绿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年轻时随父母住在青瓦台，时隔多年后又住在这里。其他的地方都发生了很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