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是慢慢散去，它是哗一下就过去了，哗一下就过去了。”说这话的是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北京奥运会落幕后的这几天来，各国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仿佛候鸟一般，陆续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家。而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所在的OBD大楼，和张艺谋合作了几年的团队人员，也如退潮一般纷纷离开，人声鼎沸的会议室和挂满草图的设计室，顿时安静了下来。直到走进了《杨澜访谈录》的演播厅，张艺谋仍然觉得有种恍惚的不真实，穿着一件大红色T恤的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眉飞色舞的神情和随心所欲的手势，发泄着他尚在体内奔突流淌的激情。
作为同样与奥运有着宿命般关联的两个人，杨澜与张艺谋的对话，已然超越了一个主持人对一位导演的采访，而是彼此对于宣传与传播、国家与个体、西方美学与东方哲学等多领域观点的交流与互换。
“我希望做一个浪漫的开幕式，我认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美学，是最高级的浪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中国艺术境界的创成，是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是行云流水的昆曲京剧，是古色斑斓的四书五经，张艺谋设计的卷轴长画、击缶而歌，无不体现着这种“写意”的东方美学。
对于张艺谋用巨大的“群体”制造出的浪漫，杨澜保持了警惕，她提出的比照案例是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经典镜头，那是一个人在飘浮的立方体中行走的场景，属于希腊雕塑风格的西方美学风格，追求“写实”和“观念”，被美学家温克尔曼描述成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显然，尊重生命个体，彰显个性基调更接近《杨澜访谈录》的价值观。于是杨澜提出了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如何让一万多人的表演队伍，看上去不是一件道具，而是活生生的人？
“抓表情”是张艺谋的方法论。为了让在广场上数千名演员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其实距离观众很近，张艺谋告诉他们有几百台摄像机、几千台照相机在各个角度拍摄他们，从各个角度抓拍下演员们的脸部特写镜头，还拍成录像放给他们看。但张艺谋要抓的是什么表情？“笑脸”。他给予群体演员的导演就是如何展现“笑脸”，在张艺谋看来，这是全世界人的节日，是全体中国人的节日，所以一定要快乐。但为了防止笑得太概念化，张艺谋还与演员们开玩笑，评价大家的动作现在天下第二了。天下第一是谁？北朝鲜的阿里郎。
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方法论，在习惯于文化反思，习惯于张扬悲情的大导演张艺谋的表情中，杨澜体味到了一种难得的轻松。“动作错了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要快乐，因为这是我们全世界人的节日，我们一定要快乐。”是的，在东西方美学之间，对于快乐的信仰具有超越性的普世功能。这才是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倾力表述的主题，也是杨澜在《杨澜访谈录·东方看奥运》中的发力点。
用“笑脸”和“快乐”，让世界懂得中国。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为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和沟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在杨澜眼中，张艺谋的成功，不仅仅因为他艺术家的身份，更因为他是一名“成熟的沟通者”。
这并不是杨澜第一次采访张艺谋。早在10年之前的1998年，张艺谋以北京故宫的太庙为舞台，导演了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而轰动京城，还在凤凰卫视的杨澜就采访了他。发生在张艺谋身上的一件窘事，让杨澜记忆犹新：张艺谋第一次进歌剧院，是因为受到佛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去日本新宿的剧院中观赏《阿依达》。完全不懂规矩的张艺谋，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衣和旅游鞋就晃进了这个所有人都必着正装才准进入的大剧院。没等戏剧演完，他就被工作人员请到后台去了。
有人说，21世纪最缺的人才，就是那些善于进行复杂的沟通和交流的人才。从那个懵然不知地闯入西方剧场四处张望的中国导演，到眼前老成持重、在国际舞台上得心应手的沟通者，张艺谋的成熟，仰仗的是一个强大自信的国家。但是在真正的“人”的精神面前，张艺谋又觉得自己很渺小：“赛场上的每一滴汗珠，每一粒眼泪，每一声掌声，每一个瞬间，都比开幕式伟大。”
绚烂的焰火终将归于平淡，只有对人性的关注才是永无止境的。2008年，对于中国是一个在大悲大喜中起伏的非凡年份，对于杨澜而言，她在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两个现场的角色转换之间，实践着相似的理念，那就是努力以行动实施人文关怀，尤其是尝试与灾区孩子脆弱的心灵实现沟通。
5月14日，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杨澜捐款30万元，启动开展“关爱孤儿行动”，并与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起设立“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以协助相关部门安排灾区孤儿现阶段的基本生活、灾后的心理辅导和长期抚养教育工作。多年累积的公众知名度、口碑和人脉，让杨澜的专项基金得到了很多海内外友人的关注。一些国外的朋友纷纷来函，表达他们希望参与到关爱行动中来的迫切愿望。其中就有英国安德鲁王子的前妻、女公爵莎拉·弗格森、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著名歌手席琳·迪翁、足球明星大卫·贝克汉姆等，查尔斯王子更是表示，会将其珍藏的两幅油画的拍卖所得捐至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
“爱不仅仅是一种意愿，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能力。”1997年就与慈善事业结缘的杨澜，无疑是位先行者。当初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她，应朋友邀请，担任了“希望工程”《中华成语故事》系列片的义务主持人，并把自传《凭海临风》的30万元稿费捐给了希望工程。之后，杨澜开始越来越多地参加公益活动，她在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理事会等多家公益机构中担任理事，还是中华慈善总会慈善大使、全国义务献血形象大使、全球粉红丝带运动大使。和海内外的慈善组织接触多了之后，结合中国慈善的现状，杨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内地慈善机构的管理人员大多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普遍缺乏金融商业知识，既缺少筹集资金的办法，也不懂得如何使资金保值增值。慈善一定是一种能够自我补充的长效机制，需要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一种制度的建立要比单纯捐钱重要得多。2003年，杨澜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交出的第一份提案就是《完善中国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2005年7月，由杨澜担任主席的“阳光文化基金会”在香港注册成立，2006年和2007年杨澜提交的“两会”提案，仍然和慈善立法有关。慈善立法事业步履蹒跚，杨澜依靠自己的先行与力量推动着它的进展。
“汶川大地震孤儿救助专项基金”成立以后，虽然收到了社会各界的物质捐赠，但在杨澜看来，物质上的帮助还远远不够，灾区的孩子不仅经历了家园被毁的灾难，更要面对失去亲人（很多孩子失去的并不是双亲）的心理创痛。这样的痛苦对很多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生来痊愈，更需要来自社会各界持久、体贴、真挚的热情来弥合。为了积极帮助孩子的心灵重建，在杨澜和基金会相关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制定了近期、中期、长期的工作计划，从母爱抚慰、心理重建、经济救助和全程服务四个方面，帮助尽可能多的孩子，重建他们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心理状态。在地震后的七个多月里，专项基金就在德阳、北川、阿坝等几大重灾区设立了120多个“爱心岛”，即儿童活动中心，成为孩子们的心灵康复和课外活动的场所。
5月18日，杨澜第一次和专项基金的团队成员深入四川的重灾区，在开始与孩子们接触前，特别请随行的心理专家们讲解了“十要十不要”的专业建议：不要欺骗；不要强迫他回忆或说话；不要粗暴地“干预”他的情绪，他有自己发出情绪的方式；不要表现出他很可怜，需要被同情的样子；不要试图取代他的父母；不要过度地给予；不要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不要以为只有自己能帮助他，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