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8日，上海。
圣诞节刚过去三天，装点街头的彩条还未撤去，喜庆热闹的红灯笼又高高悬挂起来，给这个透着“洋范儿”的城市多添了几分传统韵致。这一天，“郎顾之争”的主角之一、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坐在了《杨澜访谈录》的镜头前。郎教授谈吐温文尔雅，与杨澜相谈甚欢，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公牛闯进了瓷器店，把昂贵的瓷器顶个稀巴烂”，采访郎咸平时，杨澜引用了这个外界流行的说法，可到底是郎咸平这个出身放牛班的“差等生”莽撞得不合时宜，还是貌似昂贵的瓷器本身就是一堆看上去很美的虚幻，彼时还未有定论。就在这次采访的半个多月以前，另一位主角，格林柯尔集团董事长顾雏军也坐在了杨澜对面，侃侃而谈。
郎咸平与顾雏军的风波，缘于某电视台2004年8月6日的一档财经节目。节目中，郎咸平对格林柯尔收购美菱、亚星、襄轴等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及并购手法提出了质疑。而导致两人直接交手的，则是郎咸平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郎咸平指责顾雏军通过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等“七板斧”，将巨额国有资产纳入囊中。他强烈建议，国家应该“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由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事关国企改革方向的大论战，一时间郎派、顾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采访顾雏军是在北京，与郎咸平一北一南，两个对手借着《杨澜访谈录》这个平台分别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讲述中又流露着针锋相对的较量。顾雏军在整个访谈中更多是叙述他在国内外的融资经历。对于有着媒体运作经历的杨澜来说，她深刻体会过融资的艰难。对此，杨澜问道：“跟许多人讲同样的故事是件很痛苦的事吧？”顾雏军回答得很干脆：“虽然说同样的故事，但所有的人都很感兴趣。我每次谈完之后都是满怀信心地回家，因为他们都很有兴趣。美国人不虚伪，他如果对你没兴趣，他可能就会告诉你对不起，跟我没关系。80%的机构都说对我们很有兴趣，研究一下再回话。但之后就再无音信。”顾雏军认为不是自己的故事不够精彩，而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那些商业巨头对中国内地企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顾雏军以一种悲凉的语气暗示中国企业在海外面对的尴尬境遇。
当杨澜提出“郎咸平教授所提出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还是有权利去关心的”的问题时，顾雏军却以进入司法程序不方便透露为由做了回避，同时还不忘用“科龙交付高额税收”为自己辩解。作为一名秉遵个性与自由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却申明：这是一家上市公司，他接受质疑是应该的，他必须要回答我。
一个是志在“保护国有资产和中小股民利益”的“民企教父”，一个则是将四家国有企业收归己有，缔造格林柯尔系神话的“中国摩根”。一场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的较量将带来怎样的结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独来独往的郎咸平仿佛是一个身怀绝技的侠客，虽不容于少林武当，却也有自己的风骨。而2005年7月，曾在访谈中一度强调企业家需恪守信用的顾雏军，因私自挪用三家上市公司的资产在北京被拘。或许正应了《无间道》那句经典台词，“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随后，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针对郎咸平撰写的企业案例研究文集写了一篇书评，题目就叫《金融江湖的掌故》。两人于2004年年底在《杨澜访谈录》中的先后发言成为“郎顾风波”刀光剑影中的一个重要段落。
《顾雏军》这期节目是制片人郝亚兰的谢幕之作，而《郎咸平》则是新任制片人毕崑的开篇，两个人之间的过渡顺畅而从容。面对这个与《杨澜访谈录》一同成熟起来的小伙子，细心的郝亚兰运用了非常直白的话概括了制片人的角色——“制片人就是大妈”。毕崑完整地继承了这个传统，杨澜的“梦之队”虽然少了那个热心的“郝姑娘”，却依然沿袭着往昔亲密协作、踏实做事的优美门风。
如同“郎顾之争”搅扰起了经济界的轩然大波，2005年的地球表面也不太安生。2004年12月26日早7时许，印度洋海底发生8.7级大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以排山倒海之势吞没了30万生灵和他们新年之际的欢笑。2005年2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天，克林顿正式就任联合国印度洋海啸救灾特使。
2005年2月23日下午3点，新任制片人毕崑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紧急通知，让《杨澜访谈录》的团队人员马上赶到北京，第二天对克林顿进行采访。这个从天而降的消息，让毕崑有一刹那的愣神。
就在前一天，毕崑得到了采访取消的通知，本来已经准备北上的一班人马只得打道回府。在失望之余，毕崑只能拜托北京方面的同事，将已经提前运到北京的设备再重新打包回上海。采访机会的失而复得，这本来是个大好的消息，却让此时的毕崑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从上海到北京，坐飞机也就一个多小时，在晚上之前赶到不成问题。但问题是，托运手续已经办妥了，估计这会儿设备已经被装上火车了。万一人到了，没有设备怎么办？无暇多想，毕崑赶紧一边打电话给北京同事，让他们去火车站把设备拦截下来，一边带着团队直奔机场。不得不说，这次老天爷也帮了个忙，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北京的同事硬是冲上车厢，生生地将设备抢了回来。
遵照克林顿方面的要求，这次采访地点设在了北京国际俱乐部。毕崑和他的摄制队临时在俱乐部订了一个房间，但此时国际俱乐部客房异常紧张，房费高达6000元一晚，并且要求现金支付。匆忙出门的毕崑没准备这么多钱，只好再次麻烦北京同事带些钱过来。当时克林顿一行在俱乐部包了整层楼，其中一个房间恰好是空的，酒店管理人员就好心将毕崑他们的房间调换到了这里。这样一来，毕崑房间的隔壁就是克林顿的总统套房，而毕崑他们住的这一间，是大使级别的套房，曾经接受《杨澜访谈录》采访的、美国前世贸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在这里下榻。
克林顿此次是以联合国海啸救灾特使的身份来中国的，任务是为这场灾难筹款。得知克林顿来华的消息后，杨澜多方联络，最终成功争取到了一个小时的宝贵采访时间。
第二天早上6点多，摄制组成员便早早地起来布置场地。克林顿的总统套房有好几个房间，其中一间西式房间是他的卧室，采访地点设在另一间古色古香的中式房间里。对于布景的设置，吕毅花了一番心思。他将帘子半拉上，准备用侧光的角度，让一头花白头发、有着一个大鼻子的克林顿在镜头中显得更具立体感和阳刚气。为了标志此次采访是在中国，他特地找来一座传统的屏风，放在克林顿的座位后头。在节目组成员忙碌的当口，克林顿的工作人员们也没闲着。就像好莱坞大片中的情景，先是一位穿黑西装、戴墨镜的保安进来，打开所有橱柜，将各个房间的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又进来一个老美，将一杯冰镇可乐放在了采访的桌子上，并特意强调：“这是克林顿爱喝的可乐，冰镇的，你们请不要动！”这个在吕毅的眼中有点娘娘腔的人，是负责克林顿形象维护的工作人员，他向吕毅询问了几个关于布景的内行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才离开。检查还没有结束，一位女性新闻官指名要找主持人，她用一连串语速飞快的英语，态度婉转地告诉杨澜，哪些问题不能问。杨澜点着头，心中却暗想：不问？如果我不问，那我来这干吗？
经过一系列烦琐的检查程序，神采奕奕的克林顿终于走进了采访间。出乎大家的意料，克林顿从进门开始，先和每一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