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达600页的英文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进入了2015年杨澜的私人书单，这本关于收入分配历史变迁的鸿篇巨制，由法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仿佛是刻意的自我要求，每次出行，无论节奏紧张到什么程度，它都是杨澜随身包中的必备品。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提示自己保持随时可以安静下来的阅读习惯。
当移动互联时代将屏幕切分为大大小小的终端，即时的娱乐消费爆发于微信朋友圈与网络微视频，碎片化的内容传播促成了注意力经济的发达。正如《浅薄》作者尼古拉斯·卡尔所言：网络内在的注意力分散特性正在侵蚀我们领会长篇议论与叙述的能力。“眼球吸引力”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年度热词。当这股热浪波及到电视屏幕上，日益走俏的是小报风格的故事营销与话题炒作。深度的交流+用心的聆听，扎实的背景+精密的结构，《杨澜访谈录》的叙事方法论似乎已经落伍，到了非要改变不可的地步了。
为了改变收视率低迷的现状，在策划团队的重新创意下，以“明星演讲+人物访谈”的形式，开辟了《杨澜访谈录·人生相对论》的新模式。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明星加盟，更是采取了打包出场的方式，以选题来组合不同的明星。系列组合中，有的让人眼前一亮，但也不乏差强人意的搭配。杨澜的职业素养让她斗志高昂，可职业理想又使得她心生沮丧。因为这样的形式之上，已经背离了《杨澜访谈录》one on one的经典结构，同时，在这样的形式之下，有很多的明星完全不是应该出现在《杨澜访谈录》中的嘉宾。
相对之前的周末23点，两季“人生相对论”的播放时间也被安排在每周三的9点档。有了明星加盟，有了现场观众，有了热闹的话题，有了网络上的花絮。对于杨澜而言，却少了最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杨澜访谈录》崇尚“精神价值”的魂魄。
表面的一切貌似都在得到乐观的改善，但是，在杨澜心中，已然到了《杨澜访谈录》面临重新选择的艰难时刻。
曾经的引领者也可以走入死胡同。“为什么那些看上去很聪明，很敏感，甚至有着很强克己精神的人往往更容易受到精神焦虑和抑郁的困扰？”当杨澜将这个问题抛给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这位采取“闭关”方式进行自省的互联网英雄回复道：“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成功是一种诅咒。”不谈成功，只谈幸运，时代的新贵也可以独步天下。2015年9月25日，徐峥导演的第二部电影《港囧》上映，首映当日票房破2亿，再次刷新华语电影单日票房纪录。“你认为你的成功是偶然的吗？”“我们不是黑马，是有备而来，但我是一位幸运者。”
不知死，焉知生？向死而生，幸存才是最大的幸运。生命的脆弱与渺小，让人看到什么才是更重要的。一场危机，既可以被看作是“果”，也可以转化为“因”。当一位标准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宣布终于摆脱癌症的折磨，李开复体悟到一场大病原来是“伪装的祝福”。当他将自己在病中写成的书《向死而生》赠予杨澜，书的副标题“我修的死亡学分”又挑起了杨澜的发问：“这学分现在修到多少了？修得怎么样？”“死亡面前，我还只是小学生。其实我越生病越感觉到，人类是非常渺小的，我们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懂得非常少的，所以这个学分应该还在初级，是一年级学生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同时在生的路上和死的途中，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面前，不被完美禁锢，不被浮华绑架，以谦卑和敬畏之心，做最好的自己才是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
截止到2015年，加上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的两年，杨澜17年访谈人数达820余位。“几乎‘一网打尽’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关心的所有大事件与大人物。这在中国，对于个人，还是第一次。”在《杨澜访谈录》1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三联生活周刊》专访杨澜及其《杨澜访谈录》团队，推出了长篇特稿《访谈15年，代表我自己》。
“一方面杨澜希望做全球的重要人物，对于未来具有前瞻性，对中西方有影响力；另一方面收视率是每一个卫视的硬指标，节目这几年只好用折中的办法，做几期高收视的娱乐人物，塞一期低收视的外语、经济类人物。杨澜的个人品牌与资源作用，让《杨澜访谈录》维持在一个高水准当中，但是单从市场标准看，这个节目仅仅是维持。现在很多人愿意接受节目，是因为杨澜的光环效应。”记者葛维樱几乎在最后的段落才补充了最为重要的时代与现实背景。
是成绩单，也是问题单，更是成长曲线图。幸存于仓皇的小时代，《杨澜访谈录》成功写就了自己的人生相对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