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爆冷”，在2016年11月9日，迅速发酵成为全球热词。
这一天，中国北京一场原本温馨的欢迎晚宴也由此降温。当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商人唐纳德·特朗普战胜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赢得总统选举，成为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的消息传来，作为主人一方的杨澜，从宴会主宾、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布林格先生的表情中读出了四个字：如丧考妣。
“我们的同胞在想什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这真是美国政治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对于这位母校校长的惊愕与困惑，杨澜的共情更多来自媒体人的角度。“美国总统大选应该是2016最成功真人秀吧，媒体的新闻版和娱乐版彻底打通。”未及等待晚宴的结束，李·布林格就与杨澜等中国友人匆匆作别，提前结束中国的访问之旅，返回了哥伦比亚大学。
令人大跌眼镜的大选结果给美国各高校普遍带来震惊和困惑，次日，为回应校园的焦虑气氛，布林格校长发表了《致全校师生书》：我一生中都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抉择：这一选举结果既获得了大量的支持，也引发了同样多的不安不适。为此，他提出了三点建议：1.把心中所想表达出来；2.尊重不同意见，理性探讨，拒绝暴力；3.坚持学术研究和学习，因为这不仅是大学的使命，也是弥合分歧之路。
狗血剧的反转，正是历史性的拐点。精英和网民，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特朗普与希拉里，到底谁抢了谁的风头，谁又动了谁的奶酪？解读布林格校长的不安与不适，更加剧了杨澜心中的一个疑问：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的预判都是错误的？智能的定义和法则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探寻答案之旅，其实早在2016年年初就已经开启。这一年是《杨澜访谈录》蜕变的一年，从周播电视栏目转向某一领域的深入挖掘与报道。而新的出发点，是一部名为《探寻人工智能》纪录片的策划与拍摄。
人工智能与杨澜，这是一个不那么符合逻辑的概念链接。但在总制片人李志新的眼中，杨澜的这个选题非常精确。毕业自理工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本应该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但是这位理工男却选择进入了媒体领域，只因为更喜欢人文。从科学和人文的两个视角观察策划会上的杨澜，人工智能选题所激发出的创作亢奋，分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意共舞。只是这样的跨界之舞，在《杨澜访谈录》用20年时间铺设的红毯上，能够成为杨澜最佳舞伴的不是明星，不是政治家，而是真正的知识精英，与比尔·盖茨聊互联网，与马云聊电商，与曹国伟聊微博，与杨致远和李彦宏聊搜索，与李开复聊语音智能，与张亚勤聊云计算，与马斯克聊无人驾驶，记录他们的思考的动向，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方向，而就在与他们的互动中，杨澜的整合力、领悟力、思考力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文科生的局限。
记录一个人和他的时代，不只是记录已经发生了什么，而是即将要发生什么。沿着知识英雄们提供的路线图，杨澜看到的不只是万物互联的互联网时代，而是在超强的计算能力、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助力下，即将开启的万物智能时代。
思想永远前瞻，转身即在前沿。但是，杨澜和她的团队很快发现，制高点的风光确实很酷，但也确实是高处不胜寒。作为一档没有噱头，只有价值，欠缺浮夸，写满认真的诚意之作，它一开始，就遇到了市场的冷脸。当人工智能项目进入招商的时段，因为播出周期与商业回报的种种问题，广告赞助方用沉默表示了拒绝。
“1年时间，5个国家，20多座城市，30多个顶尖实验室，80多位行业专家”，这是《探寻人工智能》纪录片的“大数据”，而支持这份大数据的资金与费用，直到濒临开拍，还没有一分钱到账。这让主管项目商务的李志新焦虑无比，却又无计可施。
车马已动，粮草需要先行。怎么办？此刻的杨澜，发挥了大BOSS的决策力：“我们自己投资！兄弟姐妹们，我们出发！”
自人工智能元年出发，这真的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由于团队中更多的是女生，李志新担负起了大管家的角色。为了节省经费，有境外自驾游经验的他自动担任了义务司机。在美国采访期间，有次需要从波士顿转场到纽约拍摄，由于需要拉运大宗的拍摄设备，他租了一辆面包车，带领着同事驶上了两座城市间的高速公路。由于对路况不熟悉，导致在高速路上提前下路，结果反复绕了几十英里，才又找到这条高速路的入口。重新上路之后，又发现车快没油了，于是，到处去找加油的地方，终于找到加油站，才发现加油站一律自助，付费的时候还必须使用专门的银行卡。好在经过几番折腾，终于得以正常行进。从波士顿到纽约，本来是4个小时的路程，结果李志新一行从下午五六点出发，凌晨三点才抵达。
经历美国高速路的午夜狂奔，当他们与先行抵达纽约的杨澜会合时，一时间大家都唏嘘不已。虽然油费是多消耗了些，幸好一车人都是安全的，也没有耽误第二天的工作计划。
从美洲到欧洲，从欧洲到亚洲，杨澜带领着团队，以探寻者的身份去设计每一个问题。机器真的比人更聪明吗？有一天我们是否会被他们取代？世界各地的顶尖实验室里正在发生些什么？机器会将人类的智能拓展到什么样的边界？他们是谁？而我们又是谁？杨澜之问的功能并不体现在科普人工智能，而是成为普罗大众与人工智能的翻译者。从现实和伦理的角度解密“智能”技术界面，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命运。
从顶尖实验室到顶尖智能研发机构，杨澜亲身体验到了人工智能诞生60年后的第三次浪潮，那就是人类与机器的互相赋能。智能的能量在商业、生活、艺术领域不断释放和升级。会思考的机器，辨认出猫的机器，与人类谈情说爱的机器，打败围棋大师的机器，抢了人类饭碗的机器。这分明是智能时代诸神的狂欢。只是到底是狂（疯狂）多一些，还是欢（欢乐）多一些？在冰凉的智能机器中穿梭，如同穿越自己大脑中的神经元和突触网络。如果人工智能改变世界，谁又来改变人工智能？杨澜的访谈带着温厚的悲悯，调度着对面科学家们的思绪，从自然科学王国神游至人文哲学的领地。
2016年8月，正值美国大选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杨澜采访了生物学教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人埃里克·坎德尔。当杨澜问道：“您担心超级智能会统治人类吗？”教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回答道：“比起超级智能，我更担心特朗普！”三个月之后，当他听闻特朗普当选的消息时，是否依然会发出如此的笑声，还是会像布林格校长一样沮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诺贝尔级别的大脑也会陷入偏见的误区。
无论亢奋，还是不安，无法改变的是“互联网+特朗普”时代的来临，这是智能互联的时代，是大数据所裹挟的人工智能威力爆炸的时代。借鉴顶尖专家的知识点，借力顶级智能的融合度，杨澜也在生成着自己的独立见解，回应着自己心中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聪明的人会预判错误？
因为在信息时代，人们更倾向于生活在信息过滤的“气泡”中，只接收自己喜欢的信息，而对客观真相失去认知。在这种情形下，依靠大数据分析的人工智能推送方式推波助澜，让公众舆论有更多可能被政客和商业操纵，从而给民主政治的根基带来冲击。在由大数据支撑的信息时代，再度认知并引领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升级自己的聪明，而是通过新的学习去颠覆旧有的逻辑系统。尤其是传统的知识精英阶层。
所谓AI时代的聪明人，不是盲目的乐观者，不是无端的恐惧者，应该是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知晓如何与人工智能合作共进的学习者。“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能为自己做些什么？智能时代，人工智能都在奋发图强地‘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