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五十万交给林野浩后，王飞天在太市又留了三天。他没见任何人，也没踏足任何一家旧识的店铺，只是孤身一人穿街走巷，从东城走到西头，从南街逛到北巷。
从前他是呼风唤雨的老大，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满眼只有自己的地盘与势力，从没有认真看过这座城。如今卸了一身名头，成了再普通不过的过路人，反倒看清了太市的模样：高楼林立，长街宽阔，车流不息。开店的商户脸上带着笑，逛街的行人脚步轻快，就连街边打球的少年都闹得肆意。这些笑意从来不是因为他王飞天，而是因为林野浩立下的规矩——规矩托着安稳，安稳才养得出笑意。王飞天站在街口望着人群，忽然也笑了，笑自己糊涂了半辈子，临到老才看明白，只可惜明白得太晚。
第四天一早，他悄无声息地去了车站，没惊动任何人。买了张去南方的硬座票，是最便宜的班次。候车厅里人来人往，人人都带着目的地，步履匆匆，只有他背着个旧布包，像株没根的草。他想起从前出门，永远是专车开道，身后跟着好几车人，何等风光。如今形单影只，说不上狼狈，反倒有种落了地的踏实。他是真的服了，服得彻彻底底。
检票进站，火车缓缓启动。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太市的楼宇、街巷、人影一点点向后退去，最终模糊成一片虚影。他闭上眼，耳边又响起林野浩的话——他输的从来不是拳脚，是规矩。等再睁开眼，窗外早已没了太市的影子，只剩连绵的田野、散落的村庄与光秃的树桠。王飞天轻轻吐了口气，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太市了。不是不想回，是没脸回。输了就要认，认了就要走，走了，就不必再回头。
火车晃了十几个小时，终于抵达南方。出站时日头正盛，湿热的空气裹着热浪扑过来，晒得人头晕。他背着包拐进劳务市场，墙上贴满招工启事，他一张张看过去，最终选了工厂看门的活——钱不多，胜在轻松。他老了，重活早就干不动了。
按着地址找到郊区的工厂，地方不大，几间厂房围着一个院子。老板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戴副眼镜，上下打量他几番：“多大年纪了？”
“五十了。”
“五十？能熬得住夜班吗？”
他点头，声音很稳：“能。”
老板犹豫片刻，应了下来：“行，先试试。一个月两千，包吃住，干不了就直说。”
他道了谢，心里落了定。
门卫室是间狭小的屋子，一桌一椅一张床，风扇转得呼呼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把布包往床上一放，坐了许久。从前在太市，他住的是带院子的大房子，空调凉饮样样齐全，哪里受过这种罪。可他没抱怨，反倒笑了笑。路是自己选的，输了就得认，认了就不纠结。躺到床上，脑子里没再想从前的风光，没一会儿便沉沉睡了过去。
第二天起，他正式开始了看门的日子。清早六点开门，夜里十二点落锁，白天守着门岗登记，夜里打着灯巡院。日子平淡得像条直线，波澜不惊。他本以为自己会不习惯，没想到适应得极快，快到仿佛他从来就是个看大门的，而非曾经叱咤太市的王哥。
干满三个月，他攒了六千块。去银行存了五千五，只留五百块零用。他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回老家，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是妻子熟悉的声音。
“喂？”
“是我。”
妻子沉默了几秒，声音发紧：“你在哪儿？”
“在南方，找了份看大门的活。”
又是一阵沉默，妻子带着哭腔问：“你还回来吗？”
他望着远处的天，轻声道：“不回了，没脸回去。你好好过日子，别等我了。”
电话那头的哭声一下子重了。他没再多说，挂了电话。
晚风带着白日残留的热气吹过来，天边的夕阳把云烧成层层叠叠的红，像翻涌的浪。他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天光彻底暗下去，才转身回了门卫室。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回不去太市的风光，也回不去从前的家。可他不怕，有工作，有口饭吃，就还能往下走。他要好好活着，活给所有人看，也活给自己看。南方的夜还很长，可他的路，还得一步步接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