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年），福建晋江（今泉州）人，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因避讳明穆宗朱载垕的“载”字，改名李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是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
他幼年丧母，跟随父亲读书，自幼善于独立思考。在他十二岁时，写了一篇作文，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下人”，一下子点中儒家理论的软肋。后来，迫于科举的需要，他不得不以《四书》《五经》为课本。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26岁的李贽得中举人，中举后因经济困难，没能继续参加科举。四十多岁时，他又出任云南姚安知府，进入明朝高官的行列。但三年的任期做满之后，他已经对官宦生涯彻底厌倦，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觉得自己与官场上的迂儒昏庸及假道学者们不能相容，终于在万历九年（1581年）辞官，携带家人离开云南，寄居到湖北黄安。正常情况下，他应该衣锦还乡，泉州的亲族也这样期盼他，因为这样一个退休官僚回家，对亲族还是有庇护作用的，但他宁愿漂泊异乡。
过了没多久，李贽又迁居到麻城龙潭湖芝佛院后，就一直在那里待了近二十年。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籍，也留下了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著作，以《焚书》《藏书》最为著名。李贽认为自己的言论针砭了当世道学家的膏肓痼疾，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也必定会焚弃，所以取名《焚书》。关于《藏书》，李贽充分发挥史论的作用，对历史人物做了重新评价。他自称这是一部“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作品。在当时看来，李贽的确敢“言别人不敢言”，说出了许多进步人士的心里话。他的著作在受到了许多人喜爱的同时，也引起了麻城当地的官僚地主阶级的一些不满，他们围起群攻。于是，李贽干脆削发为僧，与鄙俗断绝。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麻城几个无赖还纵火烧毁了李贽所住的芝佛院。李贽的老朋友马经纶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北京赶来，把李贽接到通州居住。这时候，李贽已经75岁了，他觉得自己活这么久是他的倒霉与不幸。李贽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却没能创造出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看到传统历史观的错谬和伦理道德的虚伪，不幸的是，他自己正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有切肤的痛与恨，却不能重建新的历史观、道德观。他言论攻击、调侃、批判的居多，建设的少，有时难免偏激、矫饰。他生命的巅峰，是在狱中的壮烈一死。
在对待死亡这个问题上，李贽曾在一封信里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可如何？”在李贽眼里，他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根本不值得再活下去。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死不死的问题，而是死在哪、怎么死？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李贽知道自己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好结局。对于死，他有两个愿望：一是宁可死于女人之手，不可死于假道学先生之手；二是“荣死诏狱”，他认为死于诏狱是自己最好的死法。武将死于战场，马革裹尸；文人为了自己的思想，死于捍卫自己思想的牢狱之中，也不失为人生一件快事。只是可惜，他的愿望只能达成一半。最后他是“荣死诏狱”，也是死于假道学的黑手。
关入牢房的几个月后，李贽被皇帝下诏赐自尽。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镇抚司审理后，提议将他押他回福建原籍，这种处罚相当于现在的监视居住。判决还没有下达，李贽要求侍者为他剃头，便乘机取刀自割喉咙，流血倒地。当他在血泊中，狱卒问他：“你疼吗？”李贽以指蘸血在地上写到：“不痛。”狱卒又问：“你为什么要自割？”李贽又写到：“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宁愿选择在异乡做孤魂野鬼，也不愿意活着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当然，他的自杀不是冲动的举动，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严肃行为，是对“死必有胜于生”之理由的真实印证。李贽在血泊中又辗转了两天，才气绝死去。可见，李贽对死的洒脱，以及对朝廷的绝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