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整，我醒了。
不是闹钟叫醒的。是那层电流声。六点整的瞬间，那层声音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拧大了一格——从持续的底噪变成了一种有节奏的脉动，和城市一起醒来。
我躺在床上，没有立刻起来。
我在等。
等系统发规则。第一天早上，3:17，手机震动，规则刷新。第二天早上，六点整，红级规则结算。我以为今天早上也会有一声震动、一条消息。
但没有。
六点十分。手机屏幕暗着。没有消息。
七点。我洗漱完，站在窗边，拉开旧报纸的一角。早点摊的老板娘已经支好了摊，白色的蒸汽在朝阳里升腾。街对面的五金店老板在卸卷帘门，哗啦一声响。
一切照旧。
唯一的区别是——我能看到地下那张网了。
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当我放松目光的时候，那层映射就浮在正常视觉的下面，像一张半透明的图纸，叠在城市的表面。路灯对应节点，井盖对应接口，每一栋楼的地基对应一组坐标。
我走出门。
林鹿在客厅里，桌上摆着两片吐司和一杯牛奶。她看到我出来，抬起头：“今天没有规则？”
“没有。”我说，“以后大概都不会有了。”
“那你怎么知道该做什么？”
“系统给了个别的东西。”
我没有细说。她也没有追问。我端起牛奶喝了一口，温的，她热过了。放下杯子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什么——一个圆，反复地画。
“你在画什么？”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像是才发现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就是觉得……该画这个。”
一个圆。
我看了那个圆两秒，没有继续问。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坐在餐桌前，一只手搁在桌面上，指尖还停在那个无形的圆上。
我沿着水塔路往中心广场走。
早上八点的临城，正是上班高峰。公交车靠站，人群涌上涌下，电动车在车流里穿行。我走在人行道上，一边走，一边用那层映射扫过沿途的建筑。
邮局。地面三层，地下对应一个深度的数据交换节点，编号以P开头。
银行。地面五层，地下对应一个高负载的处理单元。
老城区的筒子楼。地面六层，地下对应一组密集的存储节点——像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档案柜。
我一边走，一边试着理解这套映射的逻辑。
地面上的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都对应地下的一组节点。不是一一对应——是一栋楼对应一组。居民楼对应存储节点，商场对应交换节点，医院对应处理单元，学校对应一组低负载的备份区。整座城市的地面形态，像是地下那台机器的一张操作面板——每一个开关、每一块仪表，都对应着地面上某处具体的建筑。
我经过一家医院——临城第二人民医院。
我的脚步慢了下来。
第二人民医院。我的记忆里，2045年，我死在这座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手术台上。但0写在墙上的记忆——2056年3月11日，临城二院急诊室走廊的蓝色塑料椅。
那是0的记忆。他在二院的急诊室里坐过。
而我脚下的这家医院，地下对应的节点——是一组巨大的、高负载的、几乎满载运转的处理单元。它在映射视觉里亮得刺眼，像一台全速运转的服务器，散热风扇发出尖细的嗡鸣。
我站了一会儿，继续走。
我知道我不能在这座城市的表面停留太久。我真正要找的东西，在管理员信里说的位置。
水塔路19号。一栋六层的旧居民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已经斑驳了。一楼是家彩票店，卷帘门半开着，店主坐在里面看手机。
我盯着这栋楼看了很久。
不是因为这栋楼有什么特别。是因为——我的映射视觉里，这栋楼地下对应的节点，是暗的。
整条水塔路，每一栋楼的地下节点都在运转，有数据流过，有电流声。唯独这栋楼——它对应的节点不亮。不是坏了，是被切断了。像一个插座，开关被拉了下来，电源被断开，但插头还插在里面。
我走过去，假装在彩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
彩票店店主抬头看了我一眼：“买彩票？”
“看看走势图。”
他哦了一声，继续低头看手机。
我目光扫过彩票店内部。墙上的走势图，贴着几排手写的数字。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摆着几瓶饮料和一条烟。一切都很正常。
但我的映射视觉告诉我，这栋楼的地下节点——是暗的。
我记下这栋楼，继续往前走。
中心广场。
上午的广场人不算多。喷泉池在转，水花在阳光下闪着光。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聊天。我走到喷泉池边，低头看水。
池水不深，能看到池底的瓷砖。瓷砖上积着一层薄薄的青苔，有几枚硬币散落在池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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