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落山了，天地陷入了一片混沌与苍茫。
大明深宫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告别旧的一天，让人容易变得忧伤。但想到新的一天在前面等着，心里就又充满了希望。当我试图开始梳理自己的一生时，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搞不清楚该以一种怎样的身份展开自己喋喋不休的叙述。
一个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处。这样的问题固然让人脑壳儿痛，但也让人看清了自己。人之初心，决定了人之归处。就算我是个帝王，也不例外。人的一生，就像命运在时间里摆下的棋局，有谱没谱，都要往下走。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用一段抛物线来表现，那么，属于我的这段抛物线，起伏性应该是最大的吧？或许，从来就没有之一。
后人试图给我贴上各种身份的标签：佃农、游民、和尚、造反者，或者是一个手段过于狠辣的帝王。这样的话，我的一生至少有五次以上的身份转换经历。而每一次身份的转换，对我来说，都是个人价值的一次自我提升与精神蜕变。有人说做了帝王的我，和作为小农的我，是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变，又都变了。
我从不隐讳自己是一个小农。是的，小农，比真正的农民还要低微，活得还要卑贱。
或许生来就是小农的缘故，我的一生，都对一个完全由大量小农组成的农业社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追究这一情结的深层原因，除了与生俱来的“阶级感情”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小农出身的我，最为熟悉和了解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有我的先祖和父兄，有渗透于我血液中的生命因子。
那些土里刨食的农民，从来就不是与我无关的群体。我了解他们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里有着怎样的不堪、脆弱与艰难。那种无所凭依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波动所带来的冲击。王朝更迭，兴是他们苦，亡也是他们苦。他们生来就是吃苦的。他们的骨子里好像从来就没有惧怕过“苦”这个东西。反倒是，一日不苦，一日便觉得惶惑不安。
就像在这个似是而非的夜晚，梦境中，我依然看到匍匐爬行的自己，看到混沌的淮河水在龟裂的土地上蜿蜒而过，听到它们发出的痛苦呻吟与悠长叹息。
当年，我们这个家族就是在这种社会波动中由自耕农而佃农，由佃农走到几乎全部饿死的境地。按说我们这种小农，如果有的吃，有的穿，应该是最厌恶社会波动的群体。一个由这种社会波动的厌恶者所组成的社会，它的稳定性应该是极高的，或者说，是相对静态的。很可惜，我所生活的时代，生为小民，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享有。于是，静态的社会开始猛烈地抽搐，并随之摇晃。
1. 刘邦是老乡，朱熹是本家——我的寻根之旅
我出生的那个时代，因为后来的改朝换代，被史家们定义为元朝末年。
有幸生在一个王朝末年。死亡或重生，一切皆有可能。我们偶尔投身于时间的某个点，用喜怒哀乐来消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我活命的这个王朝末年，贫穷与富贵的鸿沟已如天崩地裂。王朝更迭，那些生来就好命的贵族，他们是丛林社会里最凶猛的贪食蛇。他们生性贪婪，破坏着丛林社会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在他们中，有的人拥有几十万亩土地，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致使数百万流民常年无家可归。
其实人的生命薄如蝉翼，一阵风就可以将它撕裂，一场雨就可以将它掀翻，甚至一个草棍就可以将它活活压死。如果死亡是一座宫殿，那些端坐于王座的人，难道就比我们寻常之人来得清醒和彻悟？回望我的起点，那个时代，上层社会风气奢靡，道德瓦解，正所谓上流社会做着下流之事。而社会的底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难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
那是一个万恶的时代，一个让我诅咒至今也不觉得解恨的时代。
这个古老的国度，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盒子，每个人都生活在其间。若是不满的情绪越积越浓，整个盒子里便会充斥着一种如箭在弦上的紧张气息。烈火四野蔓延，改朝换代的各种传说也就应运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选择出身的。但我相信，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我爹朱五四和我爹的爹朱初一，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
父亲一辈子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捞到，只能叫朱五四。在任何时代里，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都像野草的种子，散落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
他们或许也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无非是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活着有吃有穿，死了能有一副棺材板，少受些气。最好还能雇两个佣人伺候着，也让别人受些气。
我的祖籍是沛县。我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同乡，他就是汉高祖刘邦。其实，刘邦的出身也不算高，不过比我强多了。他毕竟当过泗水亭长。但我们最后拥有了同一种身份——皇帝，在这一点上，我也曾自豪地说过：唯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
公不知我，而我知公。公与我，当为后人共知。
没见过黄金的淘金户
让我将时间回拨百年，蒙古铁骑千里奔袭中原，建国号元，汉人沦为三等公民。我的祖父朱初一在沛县老家待不下去了，带着他的家人迁至集庆路的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市）。元至元十三年（1276），蒙古骑兵的铁蹄踏碎了宋朝人的迷梦。蒙古人成了这个中央之国的统治者。
城头变幻大王旗，宋朝百姓成了大元的顺民。元朝臣民都被编进固定的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几十种户籍。不同户籍承担着不同的供纳和劳役。这种强制性的供纳，与劳役者的身份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国库里面缺什么，生活于底层的劳力者就要无条件地供纳什么。
我的祖父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这就意味着我们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句容县从来就不是一个黄金出产地，而作为赤贫户的祖父一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用说让他去淘金。在不讲理的世道里，生存者只能无奈地妥协，或是接受。可怜的朱初一只有卖掉粮食来购买黄金，以此完成缴纳任务。本就是贫家小户，又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因此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领着全家人候鸟似的四处迁徙。活下去，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这是所有生物存在的理由，包括人类。从这个层面上说，人类与蝼蚁并无差异。
我能够想象得到，祖父突破了怎样艰难的困境，将全家搬迁至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这里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他们便在这里停了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
在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是活命之资。我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幸福生活的资格，能够活着就已经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宠。
官府的敲诈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我朱家也不例外。一个穷家破业的小户，在当时的生存成本不知要高出他的身份多少倍。按照元廷规定，淮河流域的农民需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土地，不但养活不了他的子民，反而要吃他的子民。真应了老子的那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家庭需要承担的朝廷赋税——地税每亩三升，丁税三石。丁税将近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对于我们朱家这样人多地少的贫困户来说，沉重的丁税负担让人难以承受。三个成人，需要缴九石谷，再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我们朱家这样的小农实在是无力承受的生命之重。地主家有的是余粮，而我们家是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时至今日，每当我这个皇帝想到这些，还是常常会陷入焦虑不安。我在批阅奏章的时候，总是会挑出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