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维则教授是在凌晨四点零三分醒来的。
没有人刻意记住这个时间，只是此后许多年，当他独自坐在阳台那把藤椅上，望着楼下的法桐发呆时，总会想起这个冬天的清晨。那时候天还没亮透，窗外的路灯把最后一点昏黄的光投在天花板上，像一块慢慢融化的黄油。他侧过身，习惯性地往右边摸了摸——床单是凉的，硬挺的，带着樟木箱子里放久了的布料特有的那种僵。
老妻走了四十七天了。
黄维则躺平，盯着天花板上的那块光斑。四十七天，他记得很清楚。头七那天，大女儿从美国打来视频电话，哭得说不成话，他在视频这头安慰女儿，说没事的，人总有这一天，你们在那边好好的就行。挂了电话，他在书房坐到天亮。二儿子从北京赶来奔丧，待了三天，单位催得紧，第四天一早就走了。走之前给他手机里装了个什么监测血压的软件，教了三遍他才勉强记住怎么点开。儿子走后，屋子里彻底安静下来。
他想，这就是晚年了。
年轻时读过多少关于晚年的诗书，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到杜甫的“老病有孤舟”，总觉得那是一种遥远的、带着审美意味的境界。可真轮到自己，才知道那些诗句都是骗人的。晚年不是境界，晚年是一种具体的、琐碎的、日复一日的磨损。是早上起来不知道跟谁说话，是做饭永远做多，是看电视看不清字幕，是想吃药记不住吃没吃过。
今天又醒了。
他慢慢坐起来，披上那件穿了快二十年的藏青色开衫。这件开衫是老妻在某年秋天给他买的，百货大楼的柜台，纯羊毛的，当时花了小半个月工资。他嫌贵，她说你这一穿能穿多少年，算下来就不贵了。她算得真准，果然穿了很多年。羊毛已经洗得有些发硬，袖口磨得起了毛边，但穿上还是暖和的，贴着皮肤，有一种被包裹的踏实感。
他拖着拖鞋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外面下雪了。
这座江城的雪不常见，一年也就一两场，薄薄的，落地就化。但今天这场似乎下得有些认真，路灯底下能看见细密的雪粒子斜斜地落着，家属楼对面的老教学楼屋顶上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白。校园里静悄悄的，放寒假了，那些年轻的、蓬勃的生命都散去了，只留下这些老房子和老教授，像冬天里落了叶子的树，枝枝杈杈地戳在那里，等着春天。
黄维则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看着雪落。他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世说新语》里那段——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那时候读到这段，觉得真是名士风流。现在自己也眠觉了，也开室了，也四望皎然了，却只觉得冷，只觉得空，只觉得这雪落得孤寂。
他叹了口气，转身去厨房给自己煮粥。
二
上午九点半，家政公司的电话打了进来。
黄维则正在书房里整理旧稿。退休三年了，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把自己这辈子发表的论文选编成一套文集。出版社催了几次，说老先生您这个拖太久了，同辈的几个老教授都出了，就差您了。他不急。他总觉得那些文章写得不夠好，年轻时候写的，现在看全是毛病，但改又无从改起，那毕竟是年轻时候的自己。他就这么拖着，像拖延一场对自己的审判。
电话响的时候他正在看一篇四十年前写的文章，讲《文心雕龙》的“神思”篇。那时候他三十七岁，正是好年纪，刚从讲师提了副教授，意气风发，觉得天下学问尽在掌握中。现在看那文章，还是能看出那股子劲儿，引经据典，排比铺陈，句句都要显出自家见识。他想，那时候真有劲头啊，熬夜写到凌晨三点不觉得累，抽着烟，喝着浓茶，觉得笔下写的每一个字都能流传下去。
电话又响了两声，他才回过神来，走去客厅接。
“黄教授您好，我是为民家政的小周。”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利落，带着点职业性的热情，“您之前在我们这儿登记的需要一位住家保姆，我们给您物色了一个人选，您看今天下午方便过来见一面吗？”
黄维则愣了一下。他差点忘了这事。老妻去世后，大女儿在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一个人我们实在不放心，必须请个人照顾你。他当时敷衍着答应了，女儿不依不饶，说已经在家政公司给他登了记，让他等消息。他挂了电话就把这事抛在脑后了。
“哦，好，方便的。”他说。
“那我让她下午两点过去您家。”小周说，“姑娘姓杨，叫杨小萍，今年二十二，是我们这儿的老人了，虽然年轻，但做过的几家反馈都挺好。您看看合不合适。”
挂了电话，黄维则站在客厅里，忽然有些茫然。二十二年，他想着这个数字。他的学生里，博士毕业的都不止这个岁数。他即将要和一个二十二岁的陌生姑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他看了看客厅。老妻在的时候，这屋子是井井有条的。她有她的规矩——沙发巾要铺得平整，茶几上的杯垫要摆成一条线，电视机柜上的灰尘要天天擦。她走了之后，这屋子就慢慢地乱了。不是那种脏乱，而是一种失去了秩序的乱。沙发上堆着他看过没来得及收起的书，茶几上摆着他吃药的水杯和一摞报纸，角落里老妻养的那盆君子兰叶子蔫蔫地耷拉着，他忘了浇水。
他试着收拾了一下。把书摞整齐了，把报纸收起来了，把茶几擦了擦。擦到老妻照片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那是他们金婚时拍的合影，两人穿着喜庆的红毛衣，坐在沙发上笑。老妻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也笑，笑得有些拘谨，但确实是高兴的。他把镜框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玻璃上并不存在的灰，又放回原处。
下午两点，门铃准时响了。
三
杨小萍站在门口，冻得有些发抖。
她从火车站出来的时候雪还没停，她舍不得打车，拎着那个褪了色的红蓝编织袋，走了两站路才找到公交站。公交车上人挤人，她把编织袋塞在座位底下，一路站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下车的时候雪已经停了，但风比乡下老家的风厉害多了，往骨头缝里钻。她穿着一件厚棉袄，是妈赶集给她买的，说城里的姑娘都穿羽绒服了，谁还穿棉袄。她说我就穿这个，暖和就行。
她按门铃的时候有点紧张。这是她来城里第三年了，换过三个东家。第一家是在城东，照顾一个瘫痪的老太太，老太太脾气大，动不动就骂人，她干了三个月，结账走人。第二家是年轻两口子带个孩子，两口子天天吵架，她在中间尴尬得很，干了半年，两口子离婚了，她也走人。第三家就是现在的家政公司介绍的上一个活儿，一个独居的老头，儿女都在国外，老头人挺好，就是脑子糊涂，有一次半夜跑出去了，她找了半宿才在小区花园里找着。那之后老头的儿女不放心，把她辞退了，给她多发了一个月工资，说是辛苦费。
她回到公司待岗，等了一个星期，小周姐说有个活儿，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刚没了老伴儿，儿女都在外地，条件挺好，就是人可能有点清高，让她有心理准备。
门开了。
杨小萍看见一个瘦高的老人站在门里。老人穿着深灰色的毛衣，头发白了大半，但梳得一丝不乱，脸上皱纹挺深，尤其是眼角和嘴角，但眼睛是亮的，有一种她说不出来的东西——不是精明，不是锐利，就是……让人觉得他在看透你。
“黄教授好。”她赶紧弯腰。
“进来吧。”老人往旁边让了让。
杨小萍进了门，站在玄关处不敢动。她一眼看见客厅里的陈设——满墙的书，顶到天花板的书架，摆得满满当当。沙发是老式的那种，木头扶手，铺着洗得发白的沙发巾。茶几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对老夫妻，都穿着红毛衣，笑得挺好。
“坐吧。”黄维则指了指沙发。
杨小萍小心翼翼地坐下来，只坐了半个屁股，背挺得笔直。她把编织袋放在脚边，两只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眼睛不知道该往哪儿看。
“喝茶还是喝水？”黄维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