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全面成功，目前所有“已知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和国家已经完成了沟通，而环绕非洲的航路固然难走，但这也未尝不是大明的目的。
作为开拓者，大明的舰队已经在沿岸的要地进行了布置，很快，这些航线上的咽喉之地，就会被后续源源不断地船队建设成类似马尼拉、新港的海外基地。
而现在的欧洲人，在汉萨同盟的海军力量被摧毁后，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没有太大规模的海军，自然也就无法进行探索，相当于大明画完跑道、定下规则后，这群选手还没起跑呢。
毫无疑问，这就是领先于时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姜星火来到这个时代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本就应该成为华夏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而随着各种贸易契约的签订，大量的大明货物，也开始沿着这条新航路走向帖木儿汗国、白羊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西方诸国的市场。
不过跟茶叶、丝绸、瓷器等货物在消费能力强大的这些中西亚及中东诸国的热销情况不同，大明的商人们发现，此时的欧洲，只有上流社会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来自东方的高级奢侈品的消费，而普通民众，则更热衷于棉纺织品。
根据已经签订的贸易契约，各国从大明商人们手里获得的棉纺织品，会在朴茨茅斯、吕贝克等地通过汉萨同盟组织的大型拍卖会的方式进行分销。
而按照西天竺公司的粗略统计，这些棉纺织品被欧洲各地的商人大量买进以后，会在汉萨同盟的分销渠道下，逐渐向中欧、东欧和南欧进行销售，有的是直接卖棉布，有的则是经过裁缝购买和手工缝制后，制成当地比较流传统的衣物种类再进行二次销售，男人有棉布衬衫、围巾、袖口、手绢，女人有头巾、睡衣、兜帽、袖套围裙、外衣、衬裙等等。
虽然在东西方贸易开展的之初，欧洲的棉纺织品的消费量还不算高，甚至只有安南人的一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棉纺织品在欧洲的消费量开始逐渐走高。
原因都很简单，第一个原因是无论是水洗还是日晒，都不怎么会褪色，这对于欧洲的普通百姓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贵族们的丝绸和皮毛礼服都是只穿一次，可他们买一件衣服，要穿很久。
第二个原因则是这些来自大明的棉纺织品已经染出了很多色彩，看起来很好看。
是的，这是对于欧洲的普通百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相比于南天竺的妇女通常可以用五颜六色的衣服和纱裙来打扮自己不同，处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普通百姓是基本不能穿到这些色彩鲜艳的衣服的。
后世的经济学家如此记载道：“在大明的舰队抵达欧洲以前，装束及外表上的差别，通常被意味着在欧洲社会不同的社会等级，正如水晶鞋的童话中所寄托的寓意那样，许许多多的欧洲女人认为，像是贵妇们之间也在流行印花棉布一样，印花棉布既有丝绸的图案和视觉效果，又具备能够被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接受的价格，从而使得曾经属于精英阶层的昂贵丝绸的消费时尚，开始向整个社会传播之前靠刺绣或者精心织布才能形成的图案，现在能够通过印染无穷无尽地进行复制，而只要能穿上这种轻巧且色彩鲜艳的棉布衣裳，她们就不再是底层社会的普通女人，这种源自于内心需求的强大动力，让渴望从封闭与保守中解脱出来的消费者对大明的棉纺织品趋之若鹜。”
不过大明物美价廉的棉纺织品在欧洲的大量倾销，显然也不是没有阻力的。
如果说财大气粗的帖木儿汗国认为跟大明的贸易基本上是双赢，那么对于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下的欧洲，则有很多保守者认为这是对欧洲社会在道德和经济上的双重摧毁从道德上，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二世就公开呼吁，这些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腐化了欧洲社会的道德，因为当欧洲社会把毛料和丝绸用以符号标记社会等级的时候，印花棉布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无序与混乱。
——随后在郑和舰队两年后再次来到欧洲的时候，就帮罗马人重新换了一位教皇。
什么时候大明的事情轮到教皇来指手画脚了？
而这时候欧洲正好有两位教皇，分别是位于罗马的高利十二世和位于阿维尼翁的本尼迪克十三世，明军登陆亚平宁半岛，在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比萨斜塔下，罗马和阿维尼翁两教廷的枢机主教屈服于明军的压力，召开了包括有枢机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神学家以及欧洲各国君主代表共五百余人参加的“教皇换届会议”，同时废黜了格列高利十二世和本尼迪克十三世，选了亚历山大五世成为新教皇。
亚历山大五世在明确知道自己确实没有几个师的现实后，乖乖地给开始给信徒们重新解读圣经了。
而随着大明与欧洲的贸易持续进行，在贸易逆差上的加剧，迫使欧洲被棉布冲破产的毛料和麻料制造商和牧羊人、蓄麻人们开始了行动，声势浩大的抗议棉布运动开始了，许多欧洲人都认为从大明进口的棉布不仅让数以十万计的相关产业人员失业，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财富流失在同样是引进产品的报纸上，不同意见的人相互对喷，短论、讽刺作品和报刊文章亦是如此。
由于法国此前一直矛盾重重，不仅奥尔良派和勃艮第派争斗不休，而且市民频繁暴动，二十年前的铅锤党暴动就差点把巴黎夷为平地，而此次抗议棉布运动更是声势浩大到整个法国的中西部都卷了进来，患有精神病的法王查理六世为了平息法国各阶层矛盾，最终，决定禁止进口和销售所有大明棉布，同样禁止裁缝和装饰工使用这些布料缝制衣服和装饰品，并要求法国所有进口的大明商品都要加上特殊的铅封。
禁令一下，数十万人涌上巴黎街头，兴高采烈地庆祝这喜悦的日子，为他们破产的生意重现生机而全体一致地向国王致谢。
此后
第一年，意大利、西班牙的商人熟练地掌握了铅封的伪造技巧。
第二年，明军火烧卢浮宫，法王查理六世被送上了断头台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第三年，在大明的帮助下，欧洲重新恢复了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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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线回到郑和船队第一次抵达欧洲并归来的时候。
永乐六年，经历了六年的变法，大明的国力对比建文四年朱棣刚刚夺取皇位的时候，已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从各项关键数据来看。
和平的到来与人均粮食产量的提高，促进了人口的极大增长，新的婴儿潮来临了.再加上之前战乱导致的人口隐匿情况开始消失，逃亡的人口逐渐回归故土，使得在永乐六年的人口统计中，整个大明的人口由56301026人，上升到了60608532人，增加了约7%左右的人口。
得益于户口累进税的执行，规模过大的宗族和士绅被迫进行分家，所以整个大明的户口从10626779户，上升到了11537928户，增加了8%左右的户口。
当然了，如果是正常比例，那么人口:户口，通常是4:1到5:1，之所以实现了户口和人口增速接近，主要就是因为户口累进税，这项税收为地方创造了可持续性的财源，地方征收和核实户口的行动非常积极。
而实际粮食税收的增长则更为明显，建文四年的统计数据是30459823石，永乐六年的统计数据是41023379石，增长了足足三分之一！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跨越式的增长，原因很多，但简单来说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建文四年处于内战状态，整个北方的税收都是混乱；第二个方面则是华中和华南农业高产区里化肥的广泛使用，以及农书的推广，都在实际上促进了粮食产量的爆炸增长，对于江南等地的实际税收比率稍微调整，就能多收上来相当数量的粮食；第三个方面则是清田等相关工作的进行，基本杜绝了在粮食税收中的贪墨和各种损耗现象，做到了基本接近十足十的征收。
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加起来，才造就了粮食税收的跨越式增长。
而在其他关键数据方面，建文四年征收的布帛是56744匹、丝绵269400斤、棉花绒14821斤，这些在永乐六年基本上都实现了正增长，棉花绒更是直接翻了好几倍。
不过在常规矿藏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譬如建文四年征收了8354两银、2128斤铜、10753斤铅这些数据在永乐六年也没啥变化。
而钢铁产量不是税收指标，但依旧成为了新的统计指标。
洪武二十五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在库存钢铁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开炉三年全国共贮钢铁3743万余斤，每年平均1250万斤，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铁，而永乐六年大明的钢铁产量是2613万斤，换算成吨的话，是13065吨，其中钢产量大约为7000吨。
而在姜星火前世，英国在冶金业使用了蒸汽机后，1788年的钢产量是6830吨。
当然，拿大明的体量跟英国比钢产量不客观，但大明在1408年做到了英国1788年才做到的事情，同样也很说明问题。
毕竟要是跨时空对比的话，那现代随便一个钢铁厂的产量就吊打过去欧洲诸国不是？
至于其他专营商品的数据，茶在建文四年共征收了1659117斤，在永乐六年征收了3189006斤，差不多翻倍了主要是出口需求猛增，大明的茶叶在海外是热销品。
而盐引的发放，在建文四年是1290019引，永乐六年是2214013引，主要是因为两淮盐场从战乱状态恢复以及盐法改革的缘故。
而整体财政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建文四年，大明全国财政总收入折合粮食是3400万石，按1石米=0.2两白银的比例，这个总收入换算成白银则是680万两白银，里面有88%（约3000万石）是农业税，7%是盐课茶课，5%是商业税，商业税约为34万两，盐课茶课约为47.6万两（盐课正常应该收入250万两，当年因为产量占比过半的两淮盐场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急剧减少了）。
永乐六年，大明全国财政收入折合粮食是10800万石，折合白银约为2160万两，其中包含了4100万石粮食的农业税，约合白银820万两；盐课则经历了盐法改革后，由洪武朝每年实缴250万两的被贪墨常态，恢复到了应缴的600万两（此时的茶课被计入了贸易收入，所以在这里不做重复计算）；而商业税则从34万两蹿升到了740万两。
农业税:盐税:商税的比例，从建文四年的88:7:5，变成了永乐六年的38:28:34。
在三楼的房间里，郑和见到了姜星火。
在与姜星火的会面中，郑和详细叙述了他在海外的所见所闻，他描述了那些遥远的国度、奇异的风俗以及他与当地王公贵族打交道的过程。
姜星火听得入神，不时问几个问题，随后说道。
“在你回来前一个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帝巴耶济德就已经派全权使者前来南京，与大明正式建交了。”
郑和怔了下，反问道：“那他应该还不见得知道西方的事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什么态度？”
姜星火当然知道郑和问的是什么，他答道：“没什么态度，现在巴耶济德自顾不暇，之前他征服的很多地方都叛乱了，有几个儿子也不愿意归还手中的权力。”
姜星火的态度显得很淡定：“对于东西方贸易的事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固然有损失，但这些事情是避免不了的，而且贸易航线也不经过他们的地盘，除非巴耶济德把马穆鲁克王朝和白羊王朝给动了问题是，他有这个能力吗？”
郑和想了想，是这个道理，巴耶济德就算再不乐意东西方贸易的利益被夺走，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本来就在安卡拉战役被帖木儿所重创，如今又四分五裂，可以说内忧外患比帖木儿汗国还严重，光是整顿起来，恐怕没个十年八年都费劲，更何况就算是整顿好，他也不见得真有能力把马穆鲁克王朝和白羊王朝怎么样。
既然他没这个能力，又不敢对大明不敬，大明有什么好顾虑他的呢？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稳固从南天竺到欧洲的航线，加强对海外基地的补给和军备，从而彻底掌握航线的控制权。
毕竟，想要开通苏伊士运河，以现在的工程水平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那地方又在马穆鲁克王朝手里，对于大明来说，还是走环非洲的U型航线更好，至少沿途战略要地都被大明抢先控制在手里了。
“帖木儿汗国现在打的怎么样了？”
这个问题，反而是姜星火问郑和的，因为最新的消息肯定是返航途中在帖木儿汗国的港口停靠的郑和获知的时间最早，而后续派出去的运粮船队这时候还没回到安南国和占城国呢，自然不可能把消息送到大明让姜星火知道。
“沙哈鲁后院起火，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起事了，回头平乱的时候被哈里勒反推了一波，但哈里勒军队和补给都不够，战线推不了太远，所以基本稳定住了。”
“那就好。”
姜星火点点头，帖木儿的远征大军从回到汗国境内，就基本不受哈里勒控制了，属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的状态，领主们都带着自己的军队回到了封地，所以哈里勒手中的兵力并不多。
“接下来加大力度援助吧，哈里勒现在还很弱小，最起码要让他顶住沙哈鲁的反扑，维持住帖木儿汗国现在分裂的局面。”
“如果哈里勒要击败沙哈鲁了呢？”
听到这个问题，姜星火捏着茶杯的手悬在了半空中，笑了下：“那就让白羊王朝给沙哈鲁送援助，问就是沙漠里刨出刀枪了自己用不完。”
“懂了。”郑和点了点头。
随着跟白羊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派驻了天使馆，两个在东西方新航路上至关重要的国家，其对帖木儿汗国那复杂的态度，也被大明察觉了出来。
无论是大明，还是马穆鲁克王朝和白羊王朝，一个半死不活始终处于内战状态的帖木儿汗国，才是好邻居。
除了肉眼可见的经济情况变化，姜星火还向郑和介绍了大明在其他方面的新变化。
包括第一台矿区抽水蒸汽机的投产这个大明在采矿和冶金上的重大发展，还包括其他型号蒸汽机和机床的研制扔了这么多钱去搞研发，总算是没打水漂，只是时间慢了点而已。
不过解决了“有无”，后面的事情就都好说了。
再有就是随着点对点商道网络的逐渐铺开，现在南北直隶都形成了巨大的商贸网络，而且是直接通往港口的那种，对于内陆贸易的提升，不可谓不重大，而随着这些商贸网络的建立，成体系的付费邮局也建立了起来，人们输送物品和信息，变得更加便捷。
除此以外，还有随着商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思潮，也逐渐在市井间产生，而经济地基的改变，也致使理学卫道士们不再拥有站在道德高地指指点点的地位，而是被拉下来一起辩论新的事物和风气是否符合合理。
年轻一辈的学者也逐渐开始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譬如曹端，他提出的哲学逻辑学，就非常受到士林的追捧新心学的发展速度如燎原野火一般，实学也在浙江和江南、江西，渐渐成为蔚然显学。
姜星火还特别提到了证券交易所的设立对于大明经济的重要性，它不仅为商人提供了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还促进了资金的流动和公司的发展，当然，也蕴含了相当的风险。
郑和静静地听着姜星火的讲述，心里还是很自豪的，因为他的航海事业不仅为大明带来了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索和维系航路，给大明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开创性的作用，是别人比不了的。
“现在朝中的局势怎么样？”
郑和很清楚地观察到了姜星火眉宇间的隐忧，但姜星火却回答的很淡然：“有些小波折，总体还是好的。”
其实正如朱高炽所预想的那样，朱高煦被立为储君，对于朱高煦和姜星火来说，其实眼下并不是什么利好。
朱高炽被封为齐王，却并没有离开南京前往山东就藩，而被封为宋王的朱高燧，反而去就藩了，只不过就藩的目的地却是另一个宋地——吕宋。
吕宋群岛上的形式很复杂，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个好地方，粮食产量高还有金矿，朱高燧带着他的三护卫以马尼拉为基地，开始逐渐开疆扩土。
而为了配合对外扩张，现在也有在大明待不下去的人，通过南洋移民股份有限公司移民到南洋各地，这些目的地中以吕宋为主.这里面也包含了朱高燧开的马尼拉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一夜暴富的淘金潮谁不动心呢？
这还真不是编出来用来宣传的，而是真的有不止一个人捡到了狗头金。
当然了，捡到不等于最后拥有，最后拥有也不等于就能一夜暴富就是了，在蛮荒之地，基本遵循的就是丛林法则。
不过不管怎么说，朱棣还是很疼爱这个默默给他皇位拼了好多年命的儿子的，不仅给了朱高燧满编的三护卫，而且还提供了相当多的火器和弹药，以及一大笔去吕宋的“安家费”，至于后勤补给之类的，这些都是通过马尼拉商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对朱高煦，就不是这样了。
从朱高煦监国开始，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随着一件件琐碎的小事叠加起来，朱棣对他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而且非常严苛。
而徐皇后病逝以后，朱棣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朱棣的转变，就像是失去了马皇后的朱元璋一样，变得冷漠且残忍，充满了猜忌。
客观的来说，朱棣人到中年，而且已经登上了皇位，子女都开始与他疏远，唯一的伴侣也失去了，这位马上天子人生的目标似乎已经不多了。
建立能够超越所有帝王的伟大功业，以及牢牢地把持住皇权平衡好各个势力，成为了朱棣要做的事情。
除了朱能和丘福，朱棣不再如以往那样信任他的老兄弟们，因为朱棣很清楚，自己在老兄弟们的眼里，或许已经不是唯一可以披上黄袍的人了.
而朱棣唯一的温情，转移到了皇长孙朱瞻基身上。
朱棣现在看老大烦，看老二也烦，乖巧懂事的朱瞻基，给朱棣提供了别人无可替代的情绪价值，而随着年岁渐长和父亲的嘱托，朱瞻基不再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父亲重新夺得太子之位，而是专心于跟皇爷爷变得更加形影不离。
朱瞻基已经很清楚，自己在皇爷爷心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清楚只要自己存在在皇爷爷的身边，那么其实他们一家就是绝对安全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的废立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也是如此，姜星火是国师，也是太子师，东宫既然册立，那么他被理所应当地在一连串头衔里，加上了“太子太师”这个头衔。
嗯，姜星火的贯口现在更难读了。
特进光禄大夫、奉天辅运推诚效义文臣、上柱国、太子太师、国师姜星火。
不过不管是太子太师，还是从特进荣禄大夫变成了特进光禄大夫，这些头衔的实际作用其实都不大，最有影响的，是朱高炽的势力在逐渐增长，而姜星火几乎没什么进展。
这些年，除了重新出山的袁珙出任了太常寺卿，而宋礼因为治理黄河有功，被升任为工部尚书代替黄福以外，基本上中高层晋升的都是朱高炽一系的官员。
在朝廷的逐渐新老交替进行的换血里，受益最大的反而是没有得到太子之位的朱高炽，这显然是皇帝的某种“补偿”，甚至齐王朱高炽，现在还在领导着内阁。
如果换到朱棣的视角，这显然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毕竟姜星火一系，已经有了礼部尚书卓敬、户部尚书夏原吉、工部尚书宋礼、太常寺卿袁珙、鸿胪寺卿解缙、光禄寺卿黄子威，再加上总裁变法事务衙门的两位国公，不可谓不实力强大，因此强大到了这个阶段，被限制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而为了庙堂不起太大的波澜，朱棣并没有动这些高级官员，而是在侍郎及以下的官员任用中进行了干预，在持续削弱保守派的同时，加强变法派中朱高炽的力量用以制衡。
朱棣并不害怕朱高炽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威胁他的皇位，因为在朱棣的认知里，想要改朝换代，只有捏着刀把子的人才能做到，而朱高炽在庙堂中的力量无论如何强大，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真正能做到的，是太子朱高煦。
故此，限制和敲打朱高煦，也就成了必然之事。
洪武初期老朱颁布了《皇太子仪制》，明确规定了东宫的地位和职责，除詹事府外，还有左、右春坊，司经局等部门辅佐太子，而这些部门的官员，说是“动辄得咎”都是轻的，时不时就得进诏狱几个，里里外外打的不都是太子的脸？
再加上朱棣一如既往的脾性，时不时对朱高煦劈头盖脸的臭骂，这才多久的时间，朱高煦有的时候就忍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