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卫东人生中最后一个晴朗的下午，是在父亲工厂俱乐部的图书馆里度过的。
阳光透过老旧的苏式窗棂，在磨得发亮的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里弥漫着旧书页特有的霉味和油墨香，这是他最熟悉和安心的味道。他刚刚合上那本《少年维特的烦恼》，书里的句子还在他脑中盘旋：“人啊，真是一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生物。”
他当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考上北京的大学，离开这座永远灰蒙蒙的东北工业城市。他要带着父母和妹妹去看看真正的紫禁城，而不是厂俱乐部墙上那幅褪了色的风景画。
墙上的挂钟指向四点三十分。该去接妹妹放学了。
林卫东小心地将书放回原处，跟管理员刘大爷打了个招呼，推开那扇沉重的包铁木门。十一月的寒风立刻像一记耳光抽在脸上，他下意识地紧了紧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校服。
从俱乐部到厂大门，要穿过整个厂区。林卫东习惯性地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路前行，目光掠过那些熟悉的庞然大物：高耸的烟囱不再冒烟，生锈的龙门吊静默地伫立，一排排厂房窗户破碎，像被挖去了眼睛的巨人。曾经机器轰鸣的世界，如今只剩下风声在空旷的厂区穿梭呜咽。
父亲林国栋就在其中的第三轧钢车间做工程师。曾经，林卫东最骄傲的就是作为厂里技术骨干的父亲。但现在，这份骄傲变成了难以言说的忧虑。工厂已经半年发不出工资，工人们从最初的请愿到现在的麻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
快到厂门口时，林卫东注意到办公楼前聚集了一小群人。他心里一紧，下意识地躲到一台废弃的车床后面。
他看见了父亲。
林国栋站在人群前面，身边是几个平时要好的工友。他们对面站着的是副厂长赵有才和几个厂保卫科的人。赵有才穿着笔挺的毛呢大衣，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与工人们破旧的棉袄形成刺眼的对比。
“老林，不是我说你，”赵有才的声音顺着风断断续续地飘过来，“厂里困难，大家要体谅……你这带头闹事，影响多不好……”
“赵厂长，我们不是闹事！”林国栋的声音嘶哑却坚定，“工人们半年没发工资了！家里老人要看病，孩子要上学！总得给个说法吧？”
“说法？市场不景气，厂子效益不好，这就是说法！”赵有才提高了嗓门，“你们这么聚众闹事，是想吃牢饭吗？”
“我们只要应得的工资！厂里那些设备是怎么当废铁卖掉的？钱去哪了？”林国栋毫不退让，“今天不给个明确答复，我们就去市里问！”
“林国栋！”赵有才突然厉声喝道，“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再闹下去，别说工资，连你的退休金都别想要了！”
林卫东看见父亲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他知道“退休金”三个字击中了父亲的软肋——母亲常年生病，妹妹还小，这个家不能没有那点退休金。
人群骚动起来，工人们情绪激动地向前涌去。保卫科的人立刻组成人墙，推搡中，不知谁先动了手。
林卫东看见赵有才向身后使了个眼色，一个保卫科的人突然举起警棍，狠狠砸向林国栋的额头。
血，瞬间从父亲的额角涌出，在灰暗的冬日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爸！”林卫东几乎要冲出去，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双脚像被钉在了地上。
林国栋踉跄了一下，但没有倒下。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目光死死盯着赵有才。
“好，好，”父亲的声音突然平静下来，那种平静比之前的激动更令人害怕，“赵有才，你记住今天。”
说完，他转身推开人群，踉跄着向厂外走去。工人们安静下来，默默为他让出一条路。
林卫东躲在机器后面，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渐渐远去，额角的那抹红色在他视野中不断放大，最后染红了整个灰暗的天空。
那天晚上，林国栋没有回家吃晚饭。
深夜，当林卫东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时，来的不是父亲，而是厂保卫科的人。
他们说，林国栋在厂办公楼的天台上跳了下来。
他们说，他是自杀。
他们还说，厂里出于人道主义，会给一点抚恤金，但鉴于林国栋是因个人原因自杀，与工厂无关。
林卫东站在门口，看着那些人一张一合的嘴，感觉整个世界都在离他远去。他听不见母亲在屋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喊，听不见妹妹惊恐的抽泣，只听见自己心脏一下下撞击胸腔的声音，沉重得像父亲工厂里那些再也无法运转的机器。
第二天，林卫东没有去学校。
他穿上那件最厚的棉袄，走出了家门。母亲仍躺在床上以泪洗面，妹妹被临时送到了邻居家。
天空飘起了细雪，这座城市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筒子楼斑驳的外墙上，落在静默的烟囱上，落在林卫东年轻的肩膀上。
他走到父亲工作的第三轧钢车间外，看见大门上已经贴上了封条。
旁边墙上，有人用红色油漆写下了一行大字：“我们工人要吃饭！”
那红色，像极了他父亲额角流下的血。
林卫东站在那儿很久，雪花落满他的头发和肩头，他却感觉不到冷。他只是看着那行字，仿佛要把它烙进自己的灵魂深处。
最后，他转身离开时，在那行字的旁边，用手指在积雪上写下了三个字：
“等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