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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市纪委门口站着一个人。
他穿深色夹克，头发花白，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被攥了一路，纸都软了，边角起了毛。信封上没有字，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东西。
天刚蒙蒙亮，路灯还没灭。橘黄色的光照在地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冷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落叶，沙沙响。
门卫从岗亭里探出头，认出了他。
“冯处长？”
冯处长点点头。
“这么早？”
“嗯。”
门卫犹豫了一下，按了开门按钮。铁门缓缓滑开，发出沉闷的嘎吱声。冯处长走进去，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
院子里很安静。办公楼亮着几盏灯，走廊里有清洁工在拖地，水渍在地上反光。拖把在水桶里搅动，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他穿过大厅，走到电梯前，按了上行键。
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
门关上，光在头顶，惨白。他盯着电梯门上的自己——头发花白，眼袋深，嘴角往下耷拉。夹克的肘部磨得发亮，袖口有线头。
领带系得有点紧，勒着脖子，他松了松。
他低头看手里的信封。
信封上什么都没写，鼓鼓囊囊的。他攥了一下，纸软得像布。信封里装着他准备好的材料——账目复印件、转账记录、收受赃款的清单。他昨晚整理到凌晨三点，一份一份核对过。
电梯门开了。
三楼，纪委信访室。
走廊里没人，声控灯亮了，白晃晃的。他走到信访室门口，门开着，一个年轻干部坐在桌前，正在整理文件。桌上堆着一摞案卷，边上有杯茶，冒着热气。
年轻干部抬起头，看见他，愣了一下。
“冯处长？”
“我来反映问题。”冯处长说。
年轻干部站起来，拉过一把椅子。“您请坐。”
冯处长坐下来，把信封放在桌上。信封落在桌面上，发出轻轻的“噗”一声。他松开手，手指上有一道被信封边角勒出的红印，深深的。
“我要交代问题。”他说。
年轻干部拿起笔，翻开记录本。“您说。”
冯处长沉默了三秒。
“我叫冯志国，市建委城建处处长。1994年至今，我利用职务便利，为孙明辉、谭建国等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共计180万元。”
年轻干部的笔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具体经过？”
冯处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折成四折。他展开，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时间、地点、金额、经手人。他的笔迹，工整，一笔一划。有些地方涂改过，重新写了一遍。
他把纸推过去。
“都在上面了。从1994年3月到1996年12月，一共23笔。每笔都有据可查。”
年轻干部接过纸，看了一遍，抬起头。
“冯处长，您确定？”
“确定。”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冯处长又沉默了三秒。
然后他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本党费证。
封皮红色褪尽，边角磨得发白，露出底下的纸浆色。他戴了三十年，别在胸口，每天上班都戴着。戴到忘了初心。党费证里夹着几张收据，每年缴纳党费的凭证，纸已发黄。
“这是我最后一笔党费。”他说。
声音很平，像在念文件。
但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着，指节发白。
年轻干部看着那本党费证，没接。
“冯处长，这个……”
“收下。”冯处长说，“我交了三十年，今天再交一次。以后没机会了。”
年轻干部沉默了一会儿，拿起党费证，翻开。里面记录着每月缴纳的金额，蓝黑墨水，三十年的笔迹，从钢笔到签字笔，从工整到潦草。
最早的一页写着“1985.1”，那时候他还是科员，月薪不到一百，党费两块钱。
他合上，放在一边。
“冯处长，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冯处长抬起头，看着窗外。天亮了，阳光照在对面楼的玻璃上，反光刺眼。他眯起眼睛。
“有。”他说，“1988年跨江大桥，谭建国授意简化验收程序，我批了‘同意’。那是我的失职。后来大桥用了八年就大修，多花了三千多万。”
年轻干部飞快地记录。笔尖在纸上游走，一行一行。
“还有，”冯处长说，“1995年，孙明辉让我帮他运作地铁围标，我找了四家公司陪标。中标的是孙明辉亲戚的公司。”
他把那些年的事，一件一件说出来。
每一件都有时间、地点、人物、金额。像在念账本，像在念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他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工作报告。
年轻干部记录的手没停过。
冯处长说了四十分钟。
说完了，他靠在椅背上，肩膀塌了一下。
“就这些。”他说。
年轻干部放下笔，把记录本推过去。“请您过目，签字。”
冯处长拿起记录本，一页一页地看。看得很慢，像在审一份重要文件。每一行字他都仔细读，每个数字他都核对。看完，他拿起笔，在每一页的底部签上自己的名字。
“冯志国。”
三个字，蓝黑墨水，一笔一划。
签完了，他把笔放下。
“冯处长，”年轻干部说，“您的情况我们会按程序处理。您现在可以回去等通知。”
冯处长站起来，没走。
他站在桌前，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有一张纸——那张入党志愿书，1984年的，老领导还给他的。纸被折了很多次，边角磨毛了。
他摸了摸，没拿出来。
“还有一件事。”他说。
“您说。”
“别通知我儿子。”他的声音突然小了，像怕吵醒谁，“就说……他爸出差了。”
年轻干部看着他，没说话。
冯处长转身，走出信访室。
走廊里声控灯亮了，白晃晃的。他走到电梯前，按了下行键。电梯门开了，他走进去，门关上。
光在头顶，惨白。
他看着电梯门上的自己——头发花白，眼袋深，嘴角往下耷拉。夹克的肘部磨得发亮，袖口有线头。
和来的时候一样。
但不一样了。
电梯门开了，一楼大厅。他走出去，穿过大厅，推开玻璃门。
清晨的雾还没散，灰白色的，浮在半空。他走进雾里，身影一点一点模糊下去。
院子里有人在跑步，有人在拎着早餐往楼里走，有车开进来，保安在指挥停车。一切如常。
他站了一会儿。
然后走下台阶，走出大门。
门卫探出头：“冯处长，走了？”
“嗯。”
“您慢走。”
他没回头，沿着马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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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情节】
主动投案、全额退赃、揭发他人，法定可从轻处罚。冯处长判了7年。7年，是他入党后第7年坐上科长的位置，也是他儿子从小学读到高中的时间长度。法律给了他最后一课：人可以选择回头，虽然晚了。自首不是终点，是赎罪的起点。那天清晨他走进市纪委大门时，夹克肘部磨得发亮，袖口有线头，和26年前在党校毕业时穿的那件，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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