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刺骨的海水瞬间将我没顶。
我没有盲目往上浮，而是拼尽全力向码头南侧的废弃排水口游去。
冬末的水温几乎要将骨髓冻僵，手背上被烫破的烂肉泡在咸涩的江水里，钻心地疼。
但我不能停，时安还在等我。
两刻钟后，我从城南浅滩的芦苇荡里爬上了岸。
夜风刮在湿透的单薄衣物上，我冻得牙关打颤，扶着乱石一步一步挪进梧桐巷。
陆伯伯早已备好了马车和干净棉服。
“时妤，你简直是在拿命赌。”陆伯伯替我披上厚斗篷，递过来一碗滚烫的姜汤。
我灌下姜汤，胸腔里那股撕裂般的寒意才稍稍散去几分。
车厢后座上，时安正昏睡着，身上盖着厚实的毛毯，呼吸虽然微弱，但脉象平稳。
看到弟弟平安，我悬在嗓子眼的那口气，终于咽了回去。
“贺家被督军府端了。”陆伯伯压低声音道，“容劭疯了一样封锁了全城水路，如果不是我们走西边山道旱路，根本出不去。”
“他不是疯，他只是不能接受自己亲手把我扔下海。”我擦干嘴角的冷汗，神色一片漠然，“陆伯伯，走吧，离开西南。”
马车在颠簸的泥路上疾驰了三天三夜，终于穿过西南边境，来到了江南水乡的浔阳小镇。
这里山清水秀，没有督军府的荷枪实弹，也没有旧式军阀的争权夺利。
我们在镇子西街租下了一处带天井的小院，前面是两间临街的铺面，后院用来住人。
我换下了旗袍，挽起寻常妇人的发髻，改名苏妤，靠着替镇上的铺子抄写账册、代写书信过活。
时安的身体在温润的气候里慢慢有了起色。
安顿下来的那天夜里，我将手背上的腐肉一点点剔除，缠上厚厚的白纱布。
镜子里的女人面色苍白，眉眼间早已褪去了当年温家大小姐的骄纵，只剩下一片沉静。
海昌号上的那一跃，温时妤已经死了。
我以为这辈子，都将在这座烟雨蒙蒙的古镇里，守着弟弟平静度过。
直到半年后的一天清晨，隔壁新搬来了一家仁心医馆。
医馆的主人叫沈晏舟，是从沪上回乡的留洋医生。
他生得温文尔雅，戴一副金丝眼镜，待人接物总是如春风拂面。
时安的咳疾一到换季就容易复发，镇上的老中医束手无策，是沈晏舟带着西药箱主动敲开了我家的门。
“苏小姐不必客气，医者仁心，时安的肺痨初期必须用磺胺控制，我这里正好有托朋友从租界带回来的针剂。”
沈晏舟给时安施了针，又仔细叮嘱了药膳的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