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下播放键。
先是一阵衣料摩擦声，接着是沈曼的声音：“她走了吗？”
两秒后，周叙川回答：“走了。”
那两个字很轻，却让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你确定她把小满带走了？”
“她心软。只要我继续躺几天，她就会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我，自己提离婚。”
“那孩子呢？”
“你先把她接回去。顾宁最怕别人说她不是个好妻子，她不会为了一个继女闹到法院。”
录音里传来一声咳嗽。周叙川又说：“储物间那件事别再提。她要是问，就说孩子不听话。”
我摘下耳机，手指发冷。
昏迷前最后一次探视，我贴着他的耳边说，等他醒来我们一家三口就回家。原来他听见了，只是选择把我和小满分开。
第二天，社工、律师和医院代表到场核验录音。沈曼说音频是我伪造的，方启明要求先排除电子证据。
我把原始文件和恢复过程报告递过去。
“原件在这里，手机降噪版也在这里。创建时间一致，恢复没有剪接。”
陆衡说病房可能播放过旧录音，不能证明周叙川当时清醒。
“那就核对时间。”
信息科调出监护设备后台。录音出现的时间段，周叙川心率变化三次，与床边语音触发记录同步。技术员说明，波形不能单独证明意识，却能证明录音不是旧文件。
沈曼改口，说她只是劝周叙川别让家庭关系恶化。
“你们说的是让我自己提离婚。”我说，“这不是劝和。”
她抓起纸巾哭起来。周家人都看向我，像是希望我替她找台阶。
我没有解释。
医院同意将录音交给伦理委员会保全，但暂时不认定为治疗结论。社工也把风险报告列为待核实材料。
我们刚离开会议室，信息科的人追出来。
“设备数据还有一条提示。录音期间，周先生的瞳孔监测有主动反应。”
我在申请单上签字，要求调出原始波形。
沈曼站在走廊尽头看着我。她脸上的眼泪已经干了。
当晚，设备时间戳回传。周叙川声音出现时，监护仪波形同步发生变化。
我把报告打印出来，逐行看了三遍。那三次波形变化不能单独让他从植物人变成清醒的人，却足以证明他不是一具完全没有反应的身体。
沈曼在门外等我，问：“听到这些，你还想替他守着吗？”
“我守的是事实。”
“你守不住他的心。”
我看着她：“那也不需要你替我决定什么时候放手。”
她脸上的表情终于裂了一下，很快又恢复成悲伤的样子。她拿出手机给我看周叙川的病危通知，哭着说自己只是想让孩子有个家。
我没有接手机。
她当着我的面把病危通知折起来，塞进包里，像是在提醒我谁才有权决定周叙川的治疗。可通知上只有医生签章，没有家属签字，也没有下一步方案。我请护士把这份文件登记为我已查看，沈曼立刻说我连一张纸都要算计。
“我只是想知道每一份材料从哪里来。”
陆衡把会议提前结束，表示之后只接受律师申请。我没有拦他，只请社工在记录里写明他拒绝提供原始波形。等所有人散开，我将设备数据和录音校验报告分别存入两个账户。
到了电梯口，我收到周叙川母亲的消息：“叙川以前最疼你，别把事情做绝。”我看了很久，最后没有回复。
当天晚上，医院把我列为“限制单独探视人员”，但没有禁止我参加伦理审查。这个决定被写进了系统，连同提出申请的人和理由一起留存。
我在备忘录里写下：录音证明声音存在；波形证明时间对应；下一步要证明谁从中获利。
我第一次没有给周叙川发消息。以前他出差晚归，我会问他什么时候到家；现在我知道，就算他能看见消息，也可能故意不回答。
我把婚前房产登记资料交给律师，要求确认是否被列入未公开的担保或债务文件。律师核查后暂时没有发现抵押，但提示有一份未生效的财产分割草案。
沈曼的亲属随后来医院探视，隔着门说我把周家闹得不得安宁。我没回应，只把医院对我的探视限制和沈曼的自由出入时间记在同一张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