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新编的风波还未完全平息，另一道旨意，又像是一声惊雷，在帝国的上空炸响，震得那些刚刚把心放回肚子里的保守派们，又是一个趔趄，朝廷决定，在京城以及几个主要的沿海城市，正式开设官办的女子学堂。
这个消息，比学制改革和教材新编加起来，还要让人震惊，还要让人难以接受。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统治了上千年的土地上，让女孩子抛头露面，去学堂里跟男孩子一样读书识字？这简直就是牝鸡司晨，颠倒乾坤！那些老夫子们，仿佛看到了礼崩乐坏的末日景象，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纷纷上书劝谏，引经据典，从《女诫》到《列女传》，试图证明女子教育的危害性。
就连一些原本支持新政的官员，在这件事情上也显得有些犹豫。他们可以接受让泥腿子的孩子读书，可以接受教材里加入算学和格致，但要让他们接受让自己的女儿、孙女，去跟一群陌生人一起上学，他们心里总觉得怪怪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
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声浪，虞清欢并没有像之前那样，采取强硬的手段去压制。她深知，观念的转变，比制度的变革，要困难得多，也漫长得多。她需要的是一个突破口，一个能够证明女子教育价值的、活生生的例子。
她选择的突破口，是苏州。
苏州，人文荟萃，风气相对开放，而且，那里是丝绸和纺织业的中心，有大量的女性劳动力。虞清欢亲自给苏州知府写了一封信，信中，她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阐述了开办女学的必要性。
她在信中写道：“……苏州织造，名闻天下。然织造技艺，精益求精，非一日之功。现今各坊所用之织机，日趋精巧，图样日益繁复。若女工能粗通文墨，识得图纸，算得尺寸，则其技艺，必能更上一层楼。且各坊账目往来，若有识数女子相助，亦可免去许多错漏。与其让她们在家中闲坐，或做那无谓之女红，不若教她们一些实用的本领，于己于家于国，皆有裨益……”
这封信，被苏州知府拿到当地的士绅和富商中间传阅。那些原本对女学嗤之以鼻的丝绸作坊主们，看到“识得图纸，算得尺寸”这几个字，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们是最现实的。他们深知，一个好的女工，如果能看懂复杂的花本，能精确地计算出经线和纬线的数量，那她创造出的价值，将远超一个普通的男工。如果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女工，那他们的工坊，岂不是要在竞争中占尽先机？
于是，在苏州知府和当地几位开明富商的支持下，大周历史上第一所官办的女子学堂——“苏州毓秀女学”，在城西一座清雅的园林里，挂牌成立了。
这所女学的规模并不大，最初只招收了五十名学生，年龄从十岁到十五岁不等。学生的来源，也大多是那些工坊主和中小商人的女儿，真正的贫民女子，还是寥寥无几。但即便如此，它的成立，也已经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女学的课程，与男子官学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基本的识字和算术之外，她们还要学习女红、园艺、以及简单的记账和珠算。当然，也少不了《女诫》和《列女传》，虞清欢很清楚，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必须给那些保守派们一个缓冲的余地。
毓秀女学的第一位教习，是一位四十多岁、气质温婉、却眼神坚定的寡妇。她姓沈，娘家本是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丈夫去世后，她便靠着给人抄书和教几个女童识字，维持生计。她被苏州知府请来担任女学教习时，也曾犹豫过，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她跟那些女孩子们说：“女子读书，不是为了考状元，也不是为了跟男人争高低。读书，是为了明理，是为了让自己有一技之长，是为了在将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变故，都能靠自己，堂堂正正地活下去。”
这句话，朴素，却充满了力量。它像是一颗种子，悄悄地埋进了那些女孩子们的心里。
毓秀女学的开办，像是一个信号。紧接着，在天津、宁波、广州等几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也陆续有官办或半官办的女子学堂成立。虽然规模都很小，虽然教授的内容还很有限，虽然社会上歧视和不解的目光依然存在，但毕竟，那扇紧闭了数千年的、通往知识和独立的大门，已经被推开了一条缝隙。
透过这条缝隙，那些年轻的女孩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与她们母亲和祖母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们不仅可以学习如何做一个贤妻良母，还可以学习如何看懂一本书，如何算清一笔账，如何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那琅琅的读书声中，开始有了清脆的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