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道的贯通，让帝国的陆路交通面貌焕然一新。但对于这个拥有漫长海岸线和庞大内河水系的国度来说，水路运输，尤其是那条贯穿南北、承载着帝国命脉的京杭大运河，其重要性，丝毫不在官道之下。甚至可以说，在运载量和运输成本上，水运的优势，是陆路无法比拟的。
一艘千石的内河漕船，一趟能拉的货物，顶得上上百辆马车。而其消耗的人力和畜力，却要少得多。正因如此，自大周立国以来，江南的粮食、丝绸、茶叶，以及各种手工业品，主要就是通过这条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和北方。可以说，大运河，就是大周帝国的生命线。
然而，这条生命线，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淤塞不堪。一些河段，河床淤积，水深不足三尺，大一点的漕船根本无法通行，只能靠小船来回倒腾，效率极其低下。一些关键的船闸和水门，因为年久失修，损坏严重，经常需要花费数日甚至十数日才能通过。更不用说沿途那些如同吸血鬼般的关卡和税吏了，他们层层盘剥，雁过拔毛，让漕运的成本居高不下。
以前，朝廷不是没想过要治理大运河。但每一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原因无他，治理运河，工程量太大，牵扯的利益方太多，投入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历任户部尚书，一听到“治河”两个字，就头疼欲裂，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埋进算盘珠子里。
但现在，随着海贸的兴盛和工商业的崛起，朝廷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于江南的漕粮。这使得萧景宸和虞清欢，有了更大的底气和更灵活的空间，来对这条古老的运河，进行一次彻底的、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景和八年春，一项名为《京杭大运河全线疏浚及船闸改造工程》的计划，正式启动。这一次，朝廷的决心，前所未有地坚定。萧景宸直接在早朝上放话：“朕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三年之内，朕要看到两千石的漕船，能够从杭州城下，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到通州！”
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朝廷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漕运革新总局”，由一位以干练和强硬著称的工部侍郎挂帅，并从各地抽调了大量的水利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河工。虞清欢则通过“新政监察处”，向工程现场派驻了独立的审计和监督团队，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防止出现以前那种“修了垮，垮了再修”的恶性循环。
工程的第一阶段，是对全线进行清淤。这活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其艰苦。成千上万的民工，被组织起来，分段包干。他们站在没膝深的淤泥里，用铁锹、锄头、甚至双手，将那些沉积了数十年的、散发着恶臭的黑泥，一点一点地挖出来，然后装上小船，运到岸边的低洼地带填埋。那场景，与其说是在修河，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人与污泥的战争。许多民工，干了一天下来，浑身都被泥浆糊满了，只有两只眼睛还在转动，活像一尊尊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泥塑。
清淤的同时，对沿线那些老旧的、经常出故障的船闸，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升级。工部的能工巧匠们，参照西洋传来的图纸，结合大周传统的木石工艺，设计出了一种新型的、更加坚固耐用的“套闸”。这种船闸，采用双向水门设计，可以通过调节上下游的水位差，让船只更加平稳、快速地通过。闸门的启闭，也不再完全依赖人力，而是部分采用了绞盘和齿轮结构，大大提高了效率。
当然，治河不仅仅是清淤和修闸。沿岸那些如同牛皮癣般存在的非法关卡和私设的税卡，也被漕运革新总局联合地方官府，进行了严厉的清理和取缔。朝廷明确规定，除了户部在几个主要枢纽城市设立的、正规的“漕运关”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运河沿线私自设卡收费。违者，一律以“截断漕运、扰乱国脉”的重罪论处。
这一刀，砍下去，可谓是触动了无数人的利益。那些依靠在运河上设卡收费、中饱私囊的官吏和地头蛇们，顿时如同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他们暗中串联，散布谣言，甚至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船工和沿岸居民，进行小规模的抗议和阻挠。
但这一次，朝廷的态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强硬得多。漕运革新总局的总办，那位以强硬著称的工部侍郎，直接调来了附近驻军，对几处带头闹事的据点，进行了铁腕镇压。几个为首的不法之徒，被当众斩首，悬挂在运河边的旗杆上，以儆效尤。那些原本还在观望、试图浑水摸鱼的人，立刻被吓破了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清除了这些障碍之后，运河的运输效率，开始呈现出肉眼可见的提升。以前，一艘漕船从杭州到北京，走走停停，顺风顺水也要两个多月，遇到枯水期或者船闸故障，走上三四个月也是常有的事。而现在，随着航道加深、船闸提速、关卡减少，同样的路程，只需要四十天左右，就能走完。运输时间的缩短，意味着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江南的货物，能以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出现在北方市场上。而北方的豆麦和煤炭，也能更加便捷地运往南方。
景和八年的秋天，当第一艘满载着两万石漕粮的、崭新的两千石大船，稳稳地停靠在通州码头上时，整个码头都沸腾了。那些等候多时的粮商和脚夫们，看着那艘如同水上城堡般巨大的漕船，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们知道，从今天开始，这条古老的运河，将真正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支撑帝国经济命脉的、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