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署的普及,让帝国的百姓有了更多保命的机会。但光能保住命还不够,还得能活下去,活得更好。而要活得好,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货能畅其流,人能尽其行。那些建在海边的船坞里造出的新式商品,那些在内陆的农田里收获的粮食棉花,如果不能顺畅地运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那一切都等于零。
  景和七年的夏天,一项比建医署更加浩大、也更加引人瞩目的工程,在帝国的版图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修建全国主要官道,并完善沿途的驿站体系。
  说起大周原来的官道,那可真是一言难尽。除了连接京城和几个主要省会的那几条“国道”还算宽阔平整之外,其余大部分的官道,基本都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赶上连阴雨,路面被车辙碾压得如同沼泽,别说马车了,行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一脚下去,泥浆能没过脚踝。至于那些连接县城和乡镇的道路,就更是惨不忍睹了,很多其实就是田埂和山路,勉强能走人,稍微宽一点的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这种糟糕的交通状况,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江南的丝绸,运到京城,路上要走一个多月,运费高得惊人,损耗也大。北方的煤炭,运到南方,价格能翻上好几倍。更不用说那些容易腐烂的农产品了,很多时候,还没等运到目的地,就已经烂在了路上。
  朝廷不是不知道修路的重要性。但修路,尤其是修那种能够长期使用、晴雨无阻的标准化道路,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实在是太惊人了。以前,朝廷财政捉襟见肘,能维持住几条主干道的日常养护,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哪里还有余力去大兴土木?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海贸的关税,商税的增收,以及官银号吸纳的民间存款,让朝廷的腰包,前所未有地鼓了起来。更重要的是,经过这几年的历练,朝廷上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要想富,先修路。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被无数商人和地方官的切身经历所证明了的真理。
  于是,在萧景宸的亲自过问和虞清欢的精心策划下,一个名为《全国主干官道修建及驿站整饬五年规划》的方案,被摆上了内阁的议事桌。
  这个规划,极其庞大。它计划在五年之内,以京城为中心,修建四条宽度在三丈以上、路面经过夯实和特殊处理的“超级官道”,分别通往东北的辽东、西北的甘肃、西南的四川、以及东南的福建和广东。同时,在这四条主干道的基础上,还要修建连接各省会、重要州府、以及主要港口城市的次级官道,形成一个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为了保证这些道路能够长期使用,规划还对路面的结构和排水系统,做了详细的规定。路基要用碎石和石灰夯实,路面要铺设一层厚厚的、用黏土和沙子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并且在道路两侧开挖排水沟,防止积水浸泡路基。在一些地质条件复杂的路段,还要修建桥梁和涵洞。
  与道路建设同步进行的,是驿站体系的全面升级。以前那些破败不堪、形同虚设的驿站,被要求进行全面修缮或重建。每个驿站,都要配备足够数量的房间,以供过往官员和信使住宿;要建有宽敞的马厩,饲养足够数量的驿马,以保证紧急公文和货物的快速传递;还要设有仓库,可以为过往的商队提供货物寄存和中转服务。驿站的运营费用,由朝廷统一拨付,严禁驿站官吏向过往商旅索取额外费用。
  这个规划一公布,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最高兴的,自然是那些商人。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在平坦宽阔的官道上,自己的货物能够更快、更安全、更便宜地运往全国各地。那些沿途的州县,也看到了发展的机遇,纷纷上书朝廷,请求将自己的辖地纳入道路规划的范围。
  当然,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和问题。征地拆迁,就是第一道难关。要修路,就要占用大量的农田和宅基地,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当地农民和地主的利益。虽然朝廷出台了相应的补偿标准,但在具体执行中,因为丈量土地、评估房价而产生的纠纷,层出不穷。一些地方官为了赶工期,采取了粗暴的手段,强行征地,引发了不小的民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虞清欢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推广“以工代赈”的模式。她下令,道路沿线的州县,在招募修路工人时,要优先录用那些家境贫寒、或者因为修路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朝廷不直接发放补偿款,而是将补偿款折算成工钱,让这些农民通过参加修路劳动来获得。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让失地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减少了社会矛盾。
  另一个难题,是工程质量的控制。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设,难免会出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现象。一些承包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路基里填入大量的树枝和杂草,或者用劣质的石灰代替优质石灰,导致修好的路面,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开裂和沉降。
  对此,朝廷的态度是零容忍。“新政监察处”的官员们,被派往各个工地,进行不定期的突击检查。一旦发现质量问题,不仅承包商要受到严惩,负责监理的地方官,也要被追究连带责任。几个倒霉的官员,因为监管不力,被摘了乌纱帽,甚至被下了大狱,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景和七年的秋天,当第一条从京城通往天津卫的“样板路”竣工通车时,整个帝国都为之侧目。那是一条宽达四丈、笔直平坦、即使在雨天也毫不泥泞的康庄大道。道路两旁,每隔十里就设有一座崭新的驿站,红墙黑瓦,旗帜飘扬。路上,马车、骡车、独轮车,络绎不绝,车夫的吆喝声和清脆的马铃声,交织成一曲充满活力的交响乐。
  一个从天津拉着一车海盐进京的商人,在崭新的官道上,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跑完了以前需要三天的路程。他激动得在车辕上站了起来,对着空旷的原野,放声大喊:“好路!好路啊!老子以后再也不走那该死的泥巴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