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十一年，春闱。京城贡院外的长街，天还没亮就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炭火味、热汤味、以及一种混合了紧张与期盼的特殊气息。那些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背着竹编书箱的年轻面孔，与往年并无不同。但若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变化，那些往日里趾高气昂、前呼后拥的世家子弟，明显少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被风霜打磨得棱角分明、带着几分粗粝和倔强的面孔。他们的手指关节粗大，虎口处带着常年握笔和劳作留下的老茧，眼神里没有那种养尊处优的闲适，而是透着一种如同荒野求生般的警觉和渴望。
这些人，就是从帝国各个角落的县学、乡学里，一路考上来，最终走进这春闱考场的寒门学子。
往年，科举考试虽然名义上公平，但实际上，寒门子弟想要出头，难如登天。从启蒙到参加乡试，请名师、买好书、交游应酬，哪一样不需要白花花的银子？更不用说那些盘根错节的门生故旧关系网了。没有背景的穷书生，就算文章写得再好，也往往在最后一关被刷下来。以至于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朝中无人莫做官，家里无银莫赶考。”
可这几年，情况彻底变了。三级官学体系的建立，让无数贫寒子弟有了免费读书识字的机会。教材新编，不再只教那些虚无缥缈的圣贤文章，而是加入了大量实用的算学、格致、农桑知识，让读书不再是一件完全脱离生产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朝廷在科举制度上，进行了一项看似细微、却影响深远的改革，增加了“策论”的比重，并且明确要求，策论的题目，必须紧密结合当下的新政实务。
这意味着，那些只会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写一手华丽骈文却对实际政务一窍不通的世家子弟，优势大打折扣。而那些在县学、乡学里学过算账、看过图纸、甚至亲手操作过新式农具的寒门学子，却能在策论中言之有物，切中肯綮。
此刻，贡院门口，一个穿着打着补丁却洗得干干净净的棉袍的年轻人，正蹲在墙角，就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啃着一个粗面馒头。他叫陈大有，来自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举人的“秀才公”。他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供他读书，把家里的老黄牛都卖了。陈大有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县学里，他不仅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还跟着一位从工部退休的老工匠，学会了看简单的工程图纸，甚至能用树枝在地上演算复杂的数学题。
“陈兄，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吃馒头？”一个同样穿着朴素、面色焦黄的考生，急匆匆地跑过来，压低声音道，“你听说了吗？今年主考官是那位以严厉著称的李阁老！他最讨厌那些空谈义理的策论，听说去年有个考生，在策论里大谈‘格物致知’，却连龙骨水车的基本原理都说不清楚，直接被黜落了！”
陈大有咽下最后一口馒头，抹了抹嘴，憨厚地笑了笑：“李阁老严厉，那是好事。咱肚子里有货，怕什么？倒是那些只会掉书袋的少爷们，怕是要抓瞎了。”
他这话，说得底气十足。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些年，不仅读了圣贤书，更跟着县里的“农技员”，学会了如何改良土壤、如何选育良种；跟着来村里修路的工部吏员，弄懂了“三合土”的配比和夯筑的要领。这些在以前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杂学，如今却成了他手中最锋利的武器。
果然，三场考试下来，许多世家子弟都垂头丧气，抱怨策论的题目太偏太难，什么“论海贸关税与内地商税之异同”，什么“析以工代赈在水利工程中的应用与弊端”，这些题目，他们别说答了，连听都没听过。而像陈大有这样的寒门学子，却大多写得得心应手，甚至有人在试卷上，直接画出了改良后的灌溉渠示意图，引得阅卷的考官都啧啧称奇。
放榜那天，贡院外人山人海。陈大有挤在人群中，紧张得手心冒汗。当他在那张长长的黄榜上，从下往上，终于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而且是二甲第三名时，这个在工地上扛过石头、在田里插过秧都从未叫过苦的汉子，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他想起家中那盏昏暗的油灯，想起父亲佝偻的背影，想起村里那条泥泞的土路……这一切，都值了。
这一科，录取的进士中，出身寒门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四成！这个数字，创下了本朝开国以来的最高纪录。消息传出，天下轰动。那些还在观望、犹豫的贫寒家庭，仿佛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那些原本对“新政”不以为然的世家大族，也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变化。
当陈大有和其他新科进士，穿着崭新的官服，在保和殿参加殿试，接受皇帝亲自策问时，萧景宸看着殿下那些虽然衣着朴素、却眼神明亮、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心中感慨万千。他转头，对身边的虞清欢低声道：“清欢，你看，这些，才是我们大周未来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