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转过年来，我拿出二十万，注册了个基金。
名字是秀兰起的，叫“春燕基金”。许律师帮我把手续跑完，说这名字土气。我说土气好记。
挂牌那天没搞仪式，就在总店二楼腾了间屋子，摆两张桌子，一部电话。干事第一个，我说让秀兰干。
她当时就急了：“姐，我不行，我字都写不利索！”
“你被人卖过。”我看着她，“这世上没人比你更知道，那种时候有人拉一把是什么滋味。”
她不说话了。
基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三个被家暴的女人请了律师。
第二件，是给一个被婆家赶出来的媳妇租了间房，管了三个月饭。
钱不多，可每一笔都记在账上，谁领的、用在哪，一条一条。
秀兰跑得比谁都勤。有时候半夜电话响，她披衣服就出门。我有回问她累不累，她笑：“姐，当年你拉我一把，现在轮到我拉别人了。”
真正让我记住的，是那年冬天来的一个姑娘。
傍晚快关门了，门口站着个小姑娘，十七八岁，棉袄袖口磨破了，站在雪地里不敢进来。
秀兰出去问了两句，回来时脸色很白。
“姐，跟当年的我一模一样。”
姑娘姓林，家在南边乡下。她爹赌钱欠了债，要把她许给一个四十多岁的鳏夫，彩礼六千，年前就要过门。她跑出来三天了，在火车站睡过两宿。
第一笔救助款，全花在她身上：请律师、做伤情鉴定、租房子、买棉衣。
半个月后，她爹带着一帮人闹到基金门口，一脚踹翻了凳子：“我闺女！我带回家，谁敢拦！”
秀兰正在屋里，听见动静“腾”地站起来。她抄起桌上的电话，拨到一半，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
我没说话，只冲她点了点头。
她的手指按下去，声音稳得很：“喂，派出所吗？我们这儿有人闹事，地址是……”
……
几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春燕制衣”开成了连锁，市里七家，省城两家。招牌换成统一的枣红底白字，走到哪儿都能认出来。
人人见了我都客客气气叫一声“赵总”。
再没人提“陈家媳妇”这几个字。
我没再结婚。
倒不是不想，是没那个必要。
早上开门做生意，晚上关灯盘账，周末跟姐妹们吃顿饭。
谁家孩子考上学校，谁家老人住院，我都能搭把手。
秀兰如今是基金负责人，能独当一面，说话办事都带着章法。
刘敏管着省城那两家店，一年回不来几趟，回来就赖在我办公室不走，说“姐，我这辈子最赚的，就是当年在百货大楼认识你”。
陈家那边，早散了。
陈建国下岗后干过好几样，看仓库、蹬三轮，最后在城郊一个亲戚的小厂里帮忙，一个月六百。
他托人带过两回话，说想见一面，我一次没应。
婆婆瘫在床上三年，前年冬天走的。走之前那阵子总念叨从前的事，念叨那年升学宴的鱼没吃完，念叨家里的樟木箱子。伺候她的是陈建国，她走时，身边没有别人。
陈志远大学没念完。大三那年退了学，跟人去了南方，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干过，在建筑队扛过水泥。去年有人在火车站见过他，瘦得脱了形，见人不抬头。
新店剪彩那天，市里的电视台又来了。
这回开在省城最热闹的一条街，两层楼，门口摆着花篮，红绸从二楼垂下来。秀兰、刘敏，还有一堆从苦日子里一起熬过来的姐妹，全站在我身边。
何记者如今是台里的副主任，笑着问我：“赵总，这一路走过来，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
“有一年冬天，我在夜市摆摊，零下十几度，手冻烂了，一晚上挣了十七块。”我说，“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能不用这么熬。”
“后来呢？”
“后来我发现，熬不熬得住，不在天冷，在人心。”
那年升学宴上，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当着满桌人的面，感谢了一位“懂他”的阿姨。
而那个把十根手指冻烂、供他吃了八年饭的女人，被说成“眼里只有钱，俗气得很”。
如今，满城的人见了她，都要恭恭敬敬叫一声赵总。
彩带落下来，落在我的肩上。
我抬头看了看招牌，那三个字在太阳底下亮得很。
这辈子我没靠过谁。
爹娘早死，娘家没有；嫁的男人靠不住，养的儿子养不熟。
手里这副牌，谁看了都说是烂的。
可烂牌也能打成王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