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换了一座城市生活。
新住处只有六十平方米，窗边能晒到整个下午的太阳。
我每周接受一次心理治疗，学着独自去医院、关灯睡觉，也学着在别人没有及时回复时，不立刻认定自己又被丢下。
治疗进行到第十个月，许医生问我：“现在还会反复查看别人的位置吗？”
“不会了。”
“手机关机呢？”
我想了想：“刚开始会紧张，现在偶尔忘记充电，也没关系。”
爸妈每个月都会寄来一封信。
他们开始接受家庭心理咨询，也终于承认，我所谓的病并不是天生偏执。
可承认错误，不代表伤害会被取消。
我没有回信，也没有把新地址告诉他们。
霍舒予和何清朗的离婚诉讼持续了大半年。
何清朗起初不同意，后来在多项证据确认后，终于签了调解书。
离婚手续办完那天，霍舒予通过林律师请求见我一次。
我同意了。
她比从前瘦了许多，手机放在桌上，屏幕一直亮着定位页面。
“我每天都开着。”
“关掉吧。”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次不会突然消失。”
“可我已经不需要知道你在哪里了。”
她指尖抵着杯沿，低声问：“如果当初我直接说累了，关闭定位，跟你分手，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会。”
她抬起头。
“我会很难受，也可能发病。但我会去接受治疗，慢慢学会边界。”
“至少那时候，你只是不要我，不是在证明我是个罪犯。”
霍舒予眼圈一点点红了。
“还能原谅吗？”
“不能。”
我说得很平静。
“你不必再等，也不用拿余生惩罚自己。我们只是不会再有关系。”
离开前，她关闭了持续一年多的位置共享。
提示音响起时，我没有看手机。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入冬后的一个晚上，我拎着菜回家。
雨下得很大，楼道感应灯坏了，手机也只剩下百分之一的电。
从前遇到这种情况，我会立刻慌张，会确认联系人是否在线，确认有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这一次，我摸出钥匙，独自走完了黑暗的楼梯。
推开门时，手机正好自动关机。
屋里很安静。
我开灯，换鞋，把洗好的青菜放进锅里。
水沸腾后，白色雾气缓缓升上来。
我没有寻找充电器，也没有急着向任何人报平安。
窗外万家灯火。
地图上再没有一个需要我守着的蓝色圆点。
桌面那把钥匙，在暖黄的灯下轻轻晃了一下。
它只属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