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傻瓜领导聪明人
◆给员工高薪，老板有没有钱赚
第一章 谁偷走了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上帝要和我们抢饭碗
充分就业也称作完全就业，在一定的货币工资水平下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可以得到就业的一种经济状况。实际工资调整到劳动供求相等的水平，从而使劳动市场处于均衡的状态。在宏观经济学中被称为“充分就业的状态”。
“充分就业”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范畴。凯恩斯认为，充分就业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从而造成非自愿性失业，社会即不能实现充分就业。
有人说经济危机时上帝的手失灵了，每次经济危机都会伴随着大量的失业，企业破产、公司被迫解雇员工，上帝要抢走我们的饭碗。
在西班牙马德里南部圣欧仁妮平民区全国就业登记所排队的长龙中，30岁的厄瓜多尔女子杰西卡说：“我离开我的国家时，从来没有想到会面对今天这样的情况。”
杰西卡于2001年抵达西班牙，自此以来一直都有工作。她的最后一个合同是在马德里的批发市场当搬运工，这个合同在两周前结束，她从此就再也没有活干了。她说：“我将可以领取几个月的失业补助金，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美国劳工部表示，2009年7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减少了24.7万人，而经济学家的预期为减少32万人。失业率从6月的9.5%下降至9.4%，而经济学家的预期为上升至9.6%。这是美国的失业率15个月来首次下降。
一般情况下，失业率上升，便代表经济发展放缓衰退；失业率下降，代表整体经济健康发展。金融风暴的降薪裁员波及房地产、航空、石化、电力、IT、证券、金融、印刷等一系列行业。在降薪裁员潮袭来时，最无招架能力的是外出打工的中西部民工。民工输出大省四川、安徽、河南等地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返乡潮。大量中小型加工企业的倒闭，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
2008年12月1日，渝黔高速路东溪收费站来了一个特殊自驾车队，车队由4辆载货三轮摩托车组成，驾乘人员无不蓬头垢面。每辆车上，横七竖八摆放着板凳、被褥等居家用品。重庆晚报报道，这是一群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四川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他们丢了工作，不得不驾驶三轮车奔波数千里回家。其中的一位秦师傅说：“我们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出发时，车队共有14辆三轮车。”4辆三轮车上，包括司机，共搭载了11人。一辆车便是一个家庭单元。他们都来自四川巴中平昌县，驾车男子大都在广东汕头当货三轮司机，女的则在私人塑料作坊打工。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家丢了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众人商议：不如暂时回老家。舍不得车费、舍不得花费数千元钱买来的赖以为生的三轮车、舍不得丢掉任何一件家什……于是众人商议：开三轮车奔波6千里回家。
11月1日，深圳市2009年度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400多家单位进驻“双选会”现场，提供近2万个就业岗位供毕业生挑选。当日进场应聘的人数超过了15万人次。由于人数太多，华南理工大学营销专业一位姓向的同学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才有机会把资料递给中航集团的面试人员。
2008年的冬天，因为次贷危机而显得格外寒冷。不仅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巨大压力，农民工返乡达到高潮，就连那些原本打算领完年终奖或双薪然后跳槽的人，也纷纷选择了“卧槽”。调查显示，2008年27.1%的人延迟了跳槽计划，更有9.7%的人索性取消了跳槽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卧槽”。在既定岗位，以避开金融海啸的“风口浪尖”。因为他们的感受与毕业生是一样的：工作太难找了。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伴随着大量的失业。所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为美国人提供工作岗位，解决就业问题。而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后，也把就业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要积极解决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
为什么大学生不如农民工
20世纪，也许谁都不会相信21世纪高学历的大学生会成为低收入人群，会成为需要社会特殊关照的对象，但现实总是上演着一幕幕的荒诞剧。
20世纪末实施的高校扩招的后果之一，就是造就了大量的“大学毕业即失业”人员及“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低收入的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被形象地称为“蚁族”。他们有如蚂蚁般“高智、弱小、勤奋、群居”；虽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却并不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上百万规模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之后出现在中国的又一群体。
陈华就是生活在聚居村里的一名普通“蚁族”。他就读于中央党校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考研未果，手忙脚乱地毕了业，留在北京找工作。刚开始找工作时手头没什么钱，住宿吃饭是他最大的问题。手里的大部分钱都用来交付房租，有个星期的饭费他只花了10来块钱，除了馒头什么都吃不上。这样坚持了两个月，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推销，底薪800元。他的想法具有代表性：“当时有点饥不择食，反正先养活自己再说吧。”先养活自己是“蚁族”最基本的要求。
“蚁族”既有来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有来自地方院校、民办高校的毕业生；他们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全靠家里接济度日；他们平均月收入低于2 000元，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他们的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主要聚居于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
在北京，这一群体估计有10余万人。他们聚集在房租低廉的京郊，白天，像蚂蚁一样汇聚到市中心；傍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京郊的高低床上。为了生存，也为了梦想。不仅在北京，他们也分布在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大中城市。
唐家岭是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这里看不出任何京都的气息，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但交通的便捷，生活成本的低廉，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形成聚居。
北漂几年后，刘成良和高中同学阿峰取得联系。阿峰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家公司做事，由于不堪忍受公司内部复杂的办公室政治想辞职。刘成良于是劝阿峰来北京，“我当时住在三环以内的地下室，就介绍他来了唐家岭。”初到唐家岭，阿峰挺失落的，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奥运前，刘成良被国家工商总局招去做了安保人员，朝九晚五，包吃包住，除了每月工资1 200元稍有遗憾外，工作也不繁重。后来，他的工作调整为专门负责信访接待。2009年7月，他又辞了工。那时，阿峰已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月薪涨到了3 000?4 000元。在女朋友的要求下，阿峰搬离了唐家岭，但已提前交付了一年房租，房东不肯退，于是刘成良接下了这个15平方米的单间。他说，现在就算闭着眼睛，也能摸清在外人看来迷宫般曲折幽深的胡同。刘成良很快在上地中关村一带的一家小公司找了份策划的活。工资不高，平均1 200元/月。“跟刚毕业的大学生差不多”，据他自己打听，住在这里的大学生，60%?70%都是月工资1 200?1 500元，干的也多是销售、电脑编程、软件测试、文员或者电脑推销员等活。
2009年6月从河北过来的张永刚和两个同学合租住在唐家岭。13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个地铺、一个小衣柜、两个电脑桌、一个洗手池、3个人，小屋子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