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的第二年春天，我在邻市开了一间新的影像工作室。
工作室不接婚礼跟拍，主要替普通人记录生活。
有人带年迈的父母来补一张全家福，有人想拍下孩子换牙时的笑，也有人独自走进镜头。
每次举起相机前，我都会先问一句：
“可以拍吗？”
得到允许后，我才按下快门。
周挽偶尔来帮忙。
她替我整理影棚、布置花艺，也陪我去山里拍四季。
我们没有急着给关系下定义，只在天气好的时候一起吃饭，忙完各自回家。
有一天，她问我：“现在还怕镜头吗？”
我想了想，摇头。
她举起相机：“那我可以拍你吗？”
“可以。”
照片里的我坐在工作室门前，身后是盛开的木绣球。
我没有刻意微笑，却比从前任何一张照片都轻松。
后来，这张照片被我放进了那本深蓝色相册。
第一页仍是被撕开的结婚证照片。
我没有扔，也没有修补。
那是我的三年，不必抹去，但也不再需要翻回去。
相册后面陆续多了很多照片。
第一次独自看雪，工作室开业，眼睛复查彻底痊愈，还有我站在江边迎风大笑的样子。
那些空白页，终于不再等着谁来填满。
宋清河离开国内后，再也没有回来。
他曾托人给我寄来一封信。
信里说，他直到后来才明白，过去不是谁先认识谁，谁就拥有更多资格。
我没有回信。
他的后悔属于他，与我无关。
至于沈禾薇，我偶尔会从共同朋友口中听到消息。
婚房卖掉后，她搬进了一间小公寓。
也辞去了原本的职位，再也没有来找过我。
只是在每年工作室开业纪念日，会有人送来一束没有署名的白色风铃草。
第一年，我让前台丢掉。
第二年，我把花送给了隔壁养老院。
第三年，没有花了。
那天傍晚，实习生拿来一份快递。
里面只有一本相册和一封很短的信。
相册是新的，第一页放着离婚那天拍下的照片。
照片里的我站在阳光下，独自望向镜头。
第二页，是我走向江边的背影。
后面全是空白。
信上只有一句话：
“南洲，对不起。往后的空白，应该由你自己决定留下什么。”
我合上相册，将它放进储物柜最里面。
几个月后，工作室举办了一场小型影展，主题叫“镜头之外”。
展出的是那些曾经被忽略的生活。
母亲低头替女儿系鞋带，老人独自坐在亡妻留下的花园里，新生儿握住父亲手指。
最后一张照片，是周挽拍的我。
我站在一面落地镜前，手里握着相机。
镜子里只有我自己。
开幕那天，人群来来往往。
我在门外看见了沈禾薇。
她比从前清瘦许多，站在街对面，没有走近。
隔着玻璃，我们的目光短暂相遇。
她朝我点了点头。
我也点头回应。
随后，她转身走进人群。
周挽从展厅里出来，将一杯热咖啡递给我。
“要进去吗？”
“好。”
走到门口时，她停下来问：“今天能合照吗？”
我看了看她，又看向身后亮着灯的工作室。
“可以。”
实习生替我们举起相机。
周挽没有靠得太近，只安静站在我身边，把是否靠近的选择留给我。
快门落下前，我向她那边走了半步。
照片定格时，春风正吹动门口的风铃。
我终于拥有了一张不必请求、不必等待，也不必从谁的抗拒里偷来的合照。
但那已经不是我生活的全部。
镜头之内，我可以爱人。
镜头之外，我仍然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