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特别鲜明，说的是有一个乡村的老太太，她信佛念经，平素走路都注意脚下，怕踩死蚂蚁。她家前面有条小河，她出出进进走在河边，看到拉网蹦上来的小鱼小虾，她都捡了来，一边放回到河里去，一边嘴里念着：“罪过，真是罪过，到底是一条生命呢。”也记不得她做了多少这样的善事了。她的行动，感动了观音娘娘，也就来试她一试。观音变化成一条很大的鱼，突然从河里蹿了出来，在路边上翻着跳着。老太太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大的鱼，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鱼让她可以捉到。她的心动了，突然生出了贪念，就把鱼提了回去，拿刀杀了。就在她杀鱼的时候，她便倒地死了。死了以后还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记不清是不是父亲给我说的这个故事了，应该只有我父亲会说这样的故事，然而，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我。按说人那么小的时候，是无法听懂这个故事，也记不住这个故事的，我却是深深地记住了这个故事。也许因为故事里能变成鱼的观音，显着神话的色彩；也许因为故事里突然遇上了大鱼，给人以莫大的喜悦；也许因为故事里的人获得大快感后又遇上了死，展示了人生的悲剧。故事的这种种吸引我，才让我能记着了它，深入我幼小的心灵里，以后在潜在中，慢慢形成了对做坏事的惧怕，也有对遇上好事的惧怕。
在我长大到能分析事物的时候，我便觉得这则故事的荒诞了。那时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社会就是这么宣传的。只是我受我母亲的影响大。离开了父亲后，自然只有母亲对我的影响。我注意到晚上母亲经常会坐在灯下窗边，也不知看着什么地方。窗外是一片黑洞洞暗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她大概在想着什么。谁也不知她想着什么。她从不提到父亲。我想她大概不愿意想到父亲。她有时嘴唇微微动着，仿佛在自言自语。有一次我忍不住问母亲她在说着什么，她有点疑惑地对我说她说什么了吗。
那时刚过夏季，秋凉初起一个月色很好的晚上，洗了澡，身上滑索索的，有一种从里到外爽快的感觉。我大声对母亲说，她是在独自说着什么。她摇了摇头，后来她告诉我，她是想到了白天，有个乡下人进城来，她讨厌乡下人总是烦人，便有意冷淡了他。母亲想起来，心里有点不安。我说，那个乡下人走的时候，并没有不快的表情啊。母亲从来就是沉默寡言的，别人不会认为是有意的。母亲还是摇头，她说有意是存在心里的。
以后我从书里懂得：君子每日三省。省的是心，是内观其心。那时又遇社会上流行斗私批修，也是省内心之恶。母亲的做法也便印入了我的内心。懂得内省的时候，我便从一个活泼的女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沉静的姑娘。
我生长的那个时代，能看到有关内省的书，应该说是个机缘。
“文革”初始，每个中学生都套上一个红袖套，走出学校去，批斗“黑五类”。我们同学的一个哥哥是工厂的司机，年龄也不大，很高兴地把车开出来，送我们去抄家斗人，头一个月中，就斗了四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革命行动，爬上卡车，奔赴一个战场。站在卡车上，手抓着车挡板。车载着一队红卫兵开得飞快，风呼呼的，吹着匆忙间没扎紧的蓬蓬的头发。脸迎着风，眼半眯着，看两边楼房和街景退后去，还有行人的注目，想着要参加新鲜事情，总让人有一种紧张又神气的感觉。
车开往靠近我居住的区域，我甚至能看到我家小楼的房顶了。车在我家前街的一条巷子口停下来，一群人冲进一个小院里，并冲进房门去揪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那就是被斗的对象。在他的身边跟着一个小男孩，却生着了一点女孩的模样，男孩一直跟在被斗对象的身边。那个对象瘦瘦长长的，被围在一群才刚十四五岁的红卫兵中间，显得高出一截来。他的大半个头浮在人头之上被推着拉着，揪人的都是男学生。女学生都站在旁边，露着冷冷的严肃的神情。我们都不屑去碰他，讨厌去碰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坏分子，他的罪行是玩弄女性，听说他有过不止一个女伴，因此被关过。
批斗会就开在男人家的院子里，搬出了一张桌子，让戴着高帽子的男人站到桌上去。高帽是纸叠的，上面用墨汁写了“坏分子”的字样，他戴着了高帽子越发显瘦高了。他的头低下来，帽子向前斜矗着，就像一门高射炮，帽尖搭到了一棵槐树的枝叶上。有个男生跳上桌去喊口号，那张桌子立时发着一点吱呀声，晃动起来。男生赶忙就跳下来，再搬一张凳子站在旁边，手中舞着一根皮带，喝令他交代。他也就坦白着他的坏分子罪行，说到了第一个女人，他说他是怎样认识她的，他是怎么开口搭话的，她是怎么回应他的，他们是怎么对话的。我们一群学生还年轻，都是情窦初开，还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东西，也弄不明白所含的情话，总觉得他是在拖延时间。而在旁边围着的看热闹的男人和女人却在议论着，议论的无非是这个男人花女人真有本事。于是站着的男生就给了他一皮带，让他交代罪行，不要废话。他在桌上摇晃了一下，而桌子也在他的脚下晃动一下，就像要倒下去。他在上面像不倒翁似的摇晃了好一会儿。有人扶稳了桌子，他还像在晃着。接下去，他交代了那个姑娘怎么倒在他的怀里。于是，又起了一阵口号声，同时又给了他一皮带，喝令他不准放毒。接着，他交代第二个女人，于是再有一阵口号，再是一皮带。说第三个女人的时候，他似乎顿了顿，他的调子里带着了一点色彩，我还记得他对那个姑娘有了一点形象的描绘，他说她喜欢穿淡绿色的服装，她笑的时候，有两个酒窝，左边一个明显些，右边一个浅些，于是他喜欢去亲她左边的那一个，而喜欢用手指去抚摸那右边的一个，轻轻地按着那一个，转动着往下按。他似乎在他的叙述中入了神。说的时候，下面有人在笑，有人用听得清的声音说一声：“是不是想把它按深？”接着又是一声喝令，一声皮带响。而我和我旁边站着的女生们都有点发愣，觉着脸上有异样的感觉。他继续叙述着。他叙述着对那个姑娘所表示的和所做的。他似乎旁若无人。他说他是准备和那个姑娘结婚的，但那个姑娘了解到他与前面女人的事，于是告发了他。那个姑娘的证词把他形容成了一个流氓坏蛋，也把他送进了劳教所。说到这时，下面突然安静了，还传着一点轻轻的叹息声。红卫兵们立刻发现他是在逃脱罪责，求得同情，便喝问：“难道你还不承认你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坏蛋吗?”他没有再说话，他把身子使劲地弯下来，他的头低得更低，谁也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桌子摇晃着，就像是快要散架了。于是他被拖了下来。他站在地上的时候，仿佛要站不住了，腿要往下弯。我看到了他的脸，苍白苍白，如纸一般，他伸手去按着身边男孩的头，像是要撑着一把。那只按着孩子黑发的手薄薄的显得白得透明。那个孩子一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问他还有什么交代的，他摇摇头，接着是抄家，让他交代家里存着什么黑东西。他便进屋去，捧出了几件“四旧”器皿旧物件。红卫兵们把那些东西往院角一扔，便冲进房里去翻箱倒柜，让那个瘦长男人靠墙站着，看着我们动手，那个孩子依然站在他的身边。他用手拉着那个孩子。那个男孩在院子里起先有点害怕，咧着嘴要哭的，现在他靠紧着身边的大人，与大人一样静静地看着翻东西的人。我们把一个个箱柜都翻了，对我们来说抄家行动都是第一次，还算文明，有时打开了翻一下，女生还会就手重新叠一叠，再放回去，把箱柜关好，多少有一点对东西的怜惜。男生便有一种翻打的痛快，慢慢地手下变重了，也就不再顾及什么。屋里的东西都翻了一遍，抄出了一些被认为是“四旧”物品的东西。这个男人的家里还不如我的家，家具简单得很，显得很一般，两间半的旧屋子很快就翻遍。几个细心的女孩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