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几十个小时的车，下了车，西南温湿的却是清新的空气在站台上流动，等着车把一件件纸包搬下来。在行李车厢口靠着一辆机动平板车，那些纸包从车厢里甩了出来，本来就扎得不紧的包斜着了，很厚的牛皮纸裂开了缝，露出了里面卷了角的书封面来。一行人都看着，随后便各自聊起来。当地的有关部门派来了两辆面包车，接待人员和大家一一握手，于是大家便坐上车去等。我走到平板车前，把那破了的包整理一下。那里的一个装卸工朝我叫起来，他的口音我听得不完全清楚。他挥着手让我走开。我说：“这是我的货呢。”他停下手来，不再接车里甩出来的纸包，那一个纸包从车上滚下来，在站台上滚了两滚，破散开来。他说：“还没到你的手，谁知是不是你的？”我说：“我有货单。”他索性坐在了包上，盯着我看。里面又甩出来一个包，照样滚到了地上。他说：“这里不验货，你走远点！”这时我的身后走来了我的一行人，孙小圣拉我往后去，他们都朝那个装卸工笑着说：“你卸你卸吧。”胖主任朝我低声说:“你这样，他不装卸，不是更慢了吗？不是更破了吗？”只有戴眼镜的朝装卸工咕哝了一声：“你这是什么态度，什么工作作风？”那个装卸工移过眼去盯着他。当地的接站人看不下去，过来用当地口音对装卸工说：“你快卸吧。”那个装卸工又移眼朝他看。接站人的口气加重了：“我是市里机关的，这些货是……”这时旁边道上开过一列火车，沉重的声音使他的话听不清了。孙小圣拉着我站在后面，看着前面一副乱乱的情景，那个装卸工依然一副不在意的样子，我看着纸包从车厢里加快地飞出来，从平板车上滚到站台上，有的纸包直接甩到了站台上。而后，站台上来了一群穿铁路服装的人，把我们都赶进站里的一间房子去。那个穿铁警服装的没有听我们说话，胖主任想说话的时候，也被他冲着脑门用警棍碰了碰，他的语气很严厉：“你们这是破坏铁路交通秩序，可以将你们拘留三到十天。”胖主任这时完全清醒了，瞪着眼警告他的属下再不允许说话。接站人要给市里打电话，铁警却不允许他动桌上的电话。后来他们之间用当地的口音对了一会儿的话，接站人便和站里人都走了，我们就待在那间房间里。我们一直等着。最后，当地的接站人又进来了，说：“走吧。”大家没再说什么没再问什么，就出门往接站的面包车上爬。接站人上了车说：“开车。”我问了一声：“我们带来的书呢？”所有的人都朝我看了一下，胖主任的眼光中满是责备。连我自己也在想，我怎么还提这个？车开动的时候，接站人说了一句：“货还没运出来呢，起码要到明天呢。”
招待晚宴是十分热闹隆重，对应部门的七八个主任副主任都来了，还来了一个副市长。被簇拥着过来一个个地和我们握着手，道一声声“辛苦了”。于是摆下了七八桌子菜。胖主任一扫脸上的阴霾，显着持重而又兴奋的神情，和市长主任说着官场上的话，说着这次活动的意义。被邀坐席时，胖主任手朝我们扬扬说：“你们坐那边坐那边。”于是他便跟着市长主任们坐到靠里的一桌，胖主任坐到了主宾座上，主人们都朝他笑着说着寒暄着，他的胖脸上很快露出红光来，油亮亮的。
有两日都是这样的宴请，开了一两个大会，会场布置得很隆重，气氛像过节似的。随后，人像一下子都散去了。还由那个接站的人来引着我们，带我们去看当地的名胜古迹山水风光，看有异国情调的表演。那几日实在是感到了一个好客的西南民俗。一行人都兴奋着，在房间里关起门来便说，这一行不虚。这里的东西都便宜。吃了许多吃不着的东西，看到了许多看不到的东西。只有胖主任有时并不一起出去，出去时也是一副不声不响、漠然的样子，坐在面包车的前座靠窗的位置上。戴眼镜的搭讪地问他，是不是来过这里许多次了？他只是哼了一声，像是没什么好回答的，又显着一切并没有什么可看的。他下了车也总是独自走着。他们说他是想到了美国，我想美国的风光是不是就一定比这里更奇特呢？我随便问过他一句。他的脸色一下子有点红，随即沉下去。他似乎因站台之事还记着我的账。
本来就定了要有一个下到乡里去给一所小学的学生直接送书的仪式，于是，面包车开出城去，在一片山里转着。很快便看到了我早年见过的农村天地，也看到了西南特有的茅屋。回头看城市，我们住的白色大楼还清晰可见，而眼前的矮茅房一片一片地展现了。低矮的茅屋里，泥棚壁上被灶火烧得黑乎乎的，几个穿得很少还有露出肚皮来的孩子看着车开来，他们也许是见多了，并不新奇却又感到好玩地跟着车，看着一个个衣冠整齐的外地人走下车来。那里有一处风景，车从路边绕过一段，大家下车来看那一道溪，溪水清清澈澈，接待的人说着一个民间故事，一个农家小伙子和仙女与地主老财斗争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耳熟，似乎从小便接受了的，城市许多通俗的书本里都印着了，却又转到个古老的地方，当作原始故事来说。
车在山路上绕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西南很葱绿的大山，一片一片的林子，我对慢慢看习惯了的风景有了一点厌倦，许多想法也就绕开去。我有时也会感到自己是一个奇怪的矛盾体，我沉湎于习惯中，不想动身，懒得变化，应该属于古典式，但我没有那种传统的对山水的迷恋，我的山水观感不是交融，而只是一种接受，很快便由习惯而厌倦。我是一个非传统的又无法进入现代的女人，我是一个非年轻又不愿走进年老心态的女人，我是一个不漂亮又不愿自甘寂寞的女人。
我想到冯立言，在我来西南之前给他机关挂过一个电话，他机关接电话的人回说他已经不上班了，是辞职还是留职停薪弄不清。放下电话后，我的情绪一直有些不稳定，我也弄不清自己是如何的情绪，兴奋？激动？牵念？失落？恍惚？茫然？似乎是，又似乎都不是。他终于走出去了。他会走到哪儿，他走到一片大街上，看着车水马龙流动不息的街上，身边驶过的豪华轿车的副座上坐着腆着大肚肥脸的男人，或者坐着探着头的漂亮女郎。身后有粗俗的叫嚷声，衣襟涂满暗油灰的黑黄肤色的小伙子或者老头儿拖着破板车，车上歪歪扭扭地堆着纸箱、酒瓶、铁皮、钢筋。他就站在那里，红灯绿灯闪着，他只顾站着……我想我为什么会对冯立言这么关注，因为我和他是相近的。我产生了一些明晰的想法，这些想法如水一样在这绿葱葱的背景中显现出来。我的原来的生活都成了虚浮的背景，那座图书馆大楼的钟塔，在背景之中是沉重而黑灰色的。我有点疑惑，冯立言在这个纷杂的时代中走出去，就是没有我的关注，本来也有着一种必然性。他还只走到了路口，许多的知识分子都走得很远了。也许他还会在那里将出将进的，未必真正走得出去。其实我这么多的想法又有什么意义？几天的旅行生活，我听到了社会层面上的更多更具体的东西，也再一次听到不少农村式的粗俗的与女人有关的故事，话题由一个个本来很正派的人嘴里说出来，包括像我这样被人认为是传统的女人也不露声色地听着。我不知这个世界到底对我呈现和启示的是怎样的意义，我也不由得怀疑，冯立言也许只是一个恋旧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并不正常的男人，和我在别人眼里是个并不完全正常的女人一样。我一时突然感觉到他对我说的那些生活情景，也许只存在于他的叙述之中，由于有着说话的色彩，有着叙述的意义，有着变化的需要，有着对象的可信，于是和他原本的生活形成一种交错的摇晃不定的双重实在，而我的意象就站在了那摇晃之间，左转右转也看不清前后虚幻，而形成了第三层的实在，成了一根随着旋转的指针。
孙小圣从后面的座位上伸过头来说，快看快看……他让我看车窗外的一块巨石，说像是树。那些背景原是二维的、单面的、实在的。简单本来便有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