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一日,喀尔巴阡山西麓,匈牙利边境。
雪停了。不是渐渐停的,是像有人在天上关了一扇门——前一秒还在下,后一秒就一滴都没有了。云层裂开了,阳光从裂缝里涌进来,照在那些被雪覆盖了一个多月的山脊线上,把灰白色的雪映成刺眼的白。叶凌站在山腰的一棵松树下面,眯着眼,望着那片正在融化的雪。雪在化,不是春天来了,是风变暖了。风从西边来,从匈牙利平原上吹过来,带着泥土的气味——解冻的泥土的气味,那是春天快要来了的信号。
“连长,路通了。”林小军从山下爬上来,蹲在她旁边,满脸是汗。他的作训服湿透了,贴在背上,冒着白气。“工兵把最后一段路修好了。坦克能过了。”
叶凌没有说话。她望着山下。山下的公路上,工兵正在清理最后一段被雪崩掩埋的路面。推土机把雪推到路边,露出下面黑色的、湿漉漉的柏油。柏油裂缝里长出了草——不是绿色的,是灰白色的,像死人皮肤的颜色。但它们活着,从冻土里钻出来,从碎石缝里钻出来,从那些被坦克履带碾过无数遍的、已经死了一样的土地里钻出来。春天要来了。
“什么时候走?”
“师部命令,明天凌晨四点出发。一团二团先过山,三团四团跟进。我们四团是第二梯队,天亮以后过。”
叶凌转过身,走下山。靴子踩在雪上,咯吱咯吱的。雪在化,踩上去不再像冬天那样硬,而是松软的,湿的,像踩在海绵上。她走回营地,钻进帐篷,坐在行军床上,把45式拆开,一件一件地擦。枪管、枪机、复进簧、弹匣。每一件都用棉布蘸了枪油擦干净,再装回去。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完成某种仪式。李苏皖蹲在帐篷角落里,也在整理她的药瓶。碘酒、磺胺、绷带、止血带、吗啡。碘酒还是半瓶,绷带还是两卷,磺胺还是几片。没有新的补给来,后方把所有的物资都优先给了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能分到的,只有弹药,和希望。
“叶凌。”李苏皖叫她。
“嗯。”
“明天过了山,是不是就到匈牙利了?”
“是。”
“匈牙利后面呢?”
“奥地利。奥地利后面是德国。德国后面是法国。法国后面是大西洋。”
李苏皖低下头,把碘酒瓶擦了一遍,又擦一遍。“大西洋后面呢?”
叶凌沉默了几秒。“大西洋后面是美国。美国在帮欧洲人打仗。再过不久,美国的飞机会出现在我们头顶上,丢炸弹。”
李苏皖的手指在碘酒瓶上停了一下。“那我们还能回家吗?”
叶凌没有说话。她把枪装好,拉了一下栓,咔嗒。枪机很顺,枪油在阳光下泛着暗黄色的光。她把枪靠在床边,站起来,走出帐篷。外面阳光很亮,照在那些正在收拾装备的士兵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短短的,黑黑的,像一个个正在移动的、没有脸的人。
她在营地边缘找到了林小军。他蹲在一棵松树下面,抱着枪,望着西边。西边是喀尔巴阡山的山口,过了山口就是匈牙利平原。他看不见平原,只能看见山口两侧陡峭的山壁,和山壁顶上那些还没有融化的、灰白色的雪。
“林小军。”
他转过头。“连长。”
“你怕吗?”
他想了想。“怕。但怕也要去。不去,就永远停在这里了。”
叶凌蹲下来,和他平视。“去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我知道。”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不抖了。“但四连的人,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叶凌伸出手,在他肩膀上按了一下。她没有说话。她站起来,走回帐篷,躺在行军床上,闭上眼睛。不是睡觉,是等。等天亮,等命令,等仗打,等那个叫匈牙利平原的地方从地图上走下来,变成脚下的路,变成眼前的敌人,变成回不去的家。营地里很安静,只有风在帐篷布上沙沙地响。远处,不知道哪个方向,传来一声很闷的、很沉的炮响。不是帝国的,也不是罗马尼亚人的——是雪崩。喀尔巴阡山的雪崩,把工兵刚刚修好的路又埋了。明天,又要重新挖。但路总要通的。不通,就走不过去。走不过去,就永远停在这里了。
她睁开眼睛,望着帐篷顶。帆布在风里微微鼓着,像一匹正在喘息的、瘦骨嶙峋的马。她伸出手,摸了摸挂在胸前的那块KV-6装甲板。弹头还嵌在上面,嵌得很深,抠不出来。她用指甲抠了抠弹头的底部,没有抠动。也就不抠了。
她闭上眼睛。这一次,她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