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日,帝都,帝国首都。
征兵站的门前又排起了长队。不是年轻人——年轻人已经征得差不多了。是那些过了年纪的人,四十岁的、五十岁的、甚至六十岁的,头发花白,背脊微驼,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站在二月料峭的寒风里,缩着脖子,搓着手,等着那扇油漆斑驳的铁门打开。
他们不是自愿来的,是通知来的。帝国兵役总局的命令贴满了每一个街角,白纸黑字,盖着红色的钢印:“凡年满四十五周岁以下之帝国男性公民,不论职业、不论籍贯、一律征召入伍。”四十五岁。去年还是二十五岁,今年就变成了四十五岁。
宋清从征兵站门口经过,放慢了脚步,但没有停下来,只是在那条缓慢蠕动的人龙边上走着,目光从那些灰白的头发上扫过。他们不是军人。是父亲。是那些儿子已经在西线打了一年、两年、三年的父亲。
她走到工厂门口。今天来上班的女工比昨天少了几个。没有人问她们去了哪里,也没有人提起她们的名字。在这个地方,消失是不需要理由的。也许是病了,也许是家里出事了,也许是接到了阵亡通知书、再也起不来了。
宋清换上工装,戴上帽子,坐到自己工位上。传送带在转,纸盒在眼前流过。她拿起一个纸盒,装进二十发子弹,封口,放到旁边的托盘上。拿起下一个,装弹,封口,放好。手很快,很熟练,但手指上的伤口越来越多了,缠着胶布,胶布被机油浸透,变成暗黄色。
中午休息的时候,她没有去食堂。她坐在车间外面的台阶上,从布袋里掏出用旧报纸包着的馒头。馒头是冷的,硬邦邦的,她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含了很久才咽下去。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比她大不了几岁,穿着和她一样的工装,头发用橡皮筋扎在脑后,露出消瘦的、颧骨凸出的脸。她也在吃馒头,吃得很慢,像在咀嚼一块没有味道的橡胶。
“你丈夫也在前线?”那个女人开口了。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
宋清摇了摇头。“我妹妹。”
“哦。”女人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吃馒头。“我丈夫在罗马尼亚。上个月来信说,他们正在翻喀尔巴阡山。山很高,雪很大,路很难走。他说,等翻过山,仗就快打完了。”她顿了一下。“已经一个月没来信了。”
宋清没有说话。她看着手里的馒头,看着那些被机油浸透的、暗黄色的胶布。
“你呢?你妹妹在哪儿?”
“喀尔巴阡山。”宋清说。
女人看了她一眼,那双深陷的眼睛里有很复杂的光——不是同情,是更接近“一样”的东西。“都是喀尔巴阡山。都在翻那座山。翻过去,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她低下头,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嚼了很久,咽下去。“我回去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走进车间。
宋清坐在台阶上,一个人,望着对面的厂房。厂房的墙上刷着标语,红底白字——“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油漆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水泥。她不知道这句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也许是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也许是更早。她只知道,她已经看了两年多。每天走进工厂大门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每天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回头也能看见。它在那里,和那些烟囱、那些铁门、那些传送带一样,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站起来,走回车间,坐回工位上,继续装弹。下午的阳光从高处的窗户照进来,斜斜地落在传送带上,把那些黄铜色的弹壳照得发亮。她看着那些弹壳,看着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流过,装进纸盒,封口,运走。运到哪里去?也许是喀尔巴阡山,也许是匈牙利,也许是那个她永远不知道名字的、但宋元正在那里打仗的地方。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装的每一发子弹,都有可能救宋元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