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八日,帝都,宋清的公寓。
  第二封信来了。
  不是从喀尔巴阡山,是从匈牙利。信封上的邮戳是一个她从来没听过的地名,三个字,念不出来,像是舌头在嘴里打了结才能发出的声音。但信封上的字迹是宋元的。比之前的信潦草,笔画飘着,像是写信的时候手在抖,或者马在跑,或者人在风里。
  宋清坐在桌前,把信封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窗外天已经黑了,路灯还没亮,房间里只有桌上那盏台灯,灯泡用了很久了,玻璃壳上落了一层灰,光线黄得发红,像快要熄灭的炭。她把信封的一角凑近灯下,仔细看那个邮戳,想看清那个地名,但墨水洇开了,糊成一团蓝黑色的影子。
  她把信封放在桌上,用指甲挑开封口。手在发抖。不是冷,是怕。每一次拆信都是这样,从第一封开始就是这样。怕信里写着“我受伤了”,写着“我回不来了”,写着“姐姐,对不起”,写着那些她半夜惊醒时在脑子里预演了无数遍的句子。她甚至想过,如果有一天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空白的纸,那是什么意思。是不知道写什么,还是什么都写不了了。
  信纸抽出来,折了两折,边角有些皱,像是被人攥在手里过。她把信纸展平,凑到灯下。宋元的字不漂亮,横不平竖不直的,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大,一笔一划的,像是怕她看不清。纸上只有几行字,或者说,只有几句话。
  “姐姐:我们已经翻过了喀尔巴阡山。山的那边是匈牙利,平原,很大,很平,没有山,没有树,什么都没有。雪化了,路是泥的,坦克开不动。我们在等。等路干了,再往前走。不要担心我。我还活着。你也要好好的。宋元。”
  她握着信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又看了一遍。不是读,是看。看那些字的形状,看笔画的走向,看墨水浓淡的变化。有些字写得重,笔尖扎进纸里,背面鼓起一道凸痕。有些字写得轻,像蜻蜓点水,差一点就看不清了。她想从这些轻重浓淡里猜出他写信时的心情。是急,是累,是冷,是饿,还是什么都不想了,只想赶紧把信写完寄出去。
  她还活着。
  她把这四个字又看了一遍。
  她把信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的。她把正面再看了一眼,折好,顺着原来的折痕,一折,两折,塞回信封。信封上那个模糊的邮戳被她不小心压平了,但还是看不清。她把信封放进了抽屉。抽屉里已经有六封信了。从西京,从莫斯科,从斯摩棱斯克,从敖德萨,从喀尔巴阡山,从匈牙利。上一封从匈牙利来的时候,他说他们刚到,还在山口里,坦克开不出去。这一封,他们说已经翻过了山。
  她把信按日期排好,一封一封地摆在桌上。最旧的那封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最新的这封纸是白的,硬挺的,还带着浆糊和纸浆的气味。六封信,六行地址,六句“还活着”。她把它们摞在一起,塞回抽屉,关上。
  站起来,走到窗前。
  路灯亮了。昏黄的,像台灯一样昏黄的,照着下面空荡荡的街道。二月底的风还冷,吹得路边的槐树枝子来回晃。远处,征兵站门口还排着队。不是白天那些四十多岁的男人了,是更年轻的——那些刚满十七岁的孩子。他们站在路灯下,抱着胳膊,缩着脖子,哈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在灯光里像棉花一样。一张张年轻的、还没有被岁月刻上任何痕迹的脸。有些人的下巴还是圆的,没有长出男人的棱角。有些人的肩膀还是窄的,撑不起军装。他们的眼睛里有同一种光——紧张的、不安的、不知道前方有什么的、像刚睁眼的幼兽一样的光。
  他们也要去了。去喀尔巴阡山,去匈牙利,去那些他们只在报纸上见过名字的地方。去那些她只在弟弟信里读到过的地方。平原,很大,很平,没有山,没有树,什么都没有。
  她盯着那些孩子看了很久。其中一个男孩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朝她这栋楼望了一眼。离得太远,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没有动,就那么仰着头站着,像在等什么。
  她拉上了窗帘。
  关灯,躺到床上。被子还是凉的,她蜷缩着,把被子拉到下巴,只露出鼻子和眼睛。隔壁房间的收音机还在响,很小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隔着一座山,一条河,一片平原。她听着那些声音,听着那些她听不清内容的、遥远的、不属于这个房间的声音。
  那是外面的世界在说话。是战争在说话。是那些十七岁的孩子在路灯下哈出的白气在说话。
  她把被子裹紧了一点。信在抽屉里,在黑暗中,安安静静地躺着。信封上那个模糊的邮戳,她永远也看不清了。但她记住了信里的那句话。
  还活着。
  她闭着眼睛,听着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声音,听着风从窗缝里挤进来的啸叫,听着楼下偶尔走过的夜归人的脚步声,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