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五日,帝都,帝国首都。
  又下雪了。不是冬天那种铺天盖地的、把一切都埋住的雪,是春天那种细细的、密密的、落在地上就化了的雪。路面上湿漉漉的,泛着灰黑色的光,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行人踩上去,脚印只留一瞬就消失了。电线杆上的冰凌在往下滴水,一滴一滴的,不急不慢的,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开。
  宋清从电车上下来,踩着湿漉漉的人行道往工厂走。电车在她身后咣当咣当地开走了,卷起一阵裹着雪粒的风,打在她的后背上。
  她没有缩脖子,只是把棉袄的领子往上拽了拽。雪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棉袄上,很快就化了,留下一小块一小块深色的、湿漉漉的印子。
  她走得很快,但不是急。是习惯了快走。从公寓到电车站,从电车站到工厂,这条路她走了快一年了,闭着眼睛都能走。
  她知道哪里有一块松动的砖,踩上去会溅起泥水。她知道哪棵槐树的枝丫最低,雪化了之后会滴水到领口里。她知道拐角那个报亭今天有没有来新报纸——报亭的老头每天早晨七点准时开门,把报纸夹在绳子上,头版永远是一样的:战况通报、英雄事迹、工厂超额完成生产的喜报。
  她推开工厂的铁门。铁门铰链锈了,发出吱呀一声,很响,像被人掐住了喉咙。门卫室里的老头探出头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又把头缩回去了。
  她穿过院子,院子里的雪水混着煤灰,踩上去咕叽咕叽的。厂房的墙壁上刷着大标语:“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红色的字,刷了很久了,有些笔画剥落了,露出底下的灰砖。她走进车间,换工装,戴上帽子,把头发全部塞进去,坐到自己的工位上。
  传送带在转。皮带轮发出单调的、嗡嗡嗡的声音,像一只巨大的、不知疲倦的虫子在喘息。纸盒从左边流过来,一个接一个,间隔均匀,像列队的士兵。
  她拿起一个纸盒,打开,放进二十发子弹,合上盖子,在封口处抹上胶水,压实,放到右边的托盘上。拿起下一个。装弹,封口,放好。手很快,很熟练。这个动作她每天要重复几百遍,几千遍,重复到手指自己知道该往哪里去,不需要眼睛看,不需要脑子想。她的手指有自己的记忆,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疼痛。
  今天比平时慢。不是她慢了,是手疼。
  右手食指上缠着一圈胶布,胶布下面是裂开的伤口。从冬天裂开的,好了又裂,裂了又好,反反复复,皮肤变得又硬又脆,像干透的纸。今天早上拧毛巾的时候就裂了,血渗出来,把胶布浸透了,黏糊糊的。她每拿起一个纸盒,食指就要在纸盒边缘用力,伤口就被撑开一次,疼就像针扎一样从指尖蹿到手腕。她没有停,也没有咬牙,只是面无表情地继续装。疼已经不是一种感觉了,是一种背景,像传送带的声音一样,一直在那里,她只是习惯了不去听。
  中午休息的铃声响起,传送带停了。嗡嗡声消失了,车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水流的咕噜声。女工们纷纷站起来,有的去食堂,有的趴在桌上睡觉,有的靠在墙边低声说话。宋清站起来,右手的胶布已经完全被血浸透了,暗红色的,像一块贴错地方的补丁。她把手插进口袋里,往车间尽头的医务室走去。
  医务室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药柜,一张行军床。女医生姓林,四十多岁,头发花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她坐在桌后,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病历,正在写字。听见门响,抬起头。
  “又来了?”她说。
  宋清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
  林医生拉过她的手,把胶布撕下来。胶布粘着伤口边缘的皮肤,撕下来的时候带起一小块痂,血又渗出来了。宋清没有缩手,只是把嘴唇抿紧了一线。林医生看了她一眼,用棉球蘸了酒精,在伤口上擦。酒精渗进裂开的皮肉里,像火烧一样。宋清咬了一下嘴唇,没有出声。
  “你这手就没好过。”林医生说,声音不大,不像是责备,更像是陈述一个事实。她把酒精棉球扔进垃圾桶,又夹起一块新的,再擦了一遍。“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伤口没好之前不能沾水,不能用力。你听了吗?”
  “听了。”宋清说。
  “听进去了吗?”
  宋清没有回答。
  林医生抬头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疲惫,有无奈,有心疼,还有一种她见过无数次的光——那是面对那些不会听她话的人时才会有的光。她知道宋清不会听。她知道宋清明天还会来,后天还会来,带着另一只手,或者同一只手的同一个伤口,再来找她。她也知道她还是会给她包扎,还是会说“下次不缠了”,然后还是会把纱布一圈一圈地缠上去。
  “别干了。休息几天。”林医生说。
  “不能休息。厂里的活干不完。”
  林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一卷新纱布,白色的,在灯光下白得刺眼。她把纱布的一头压在宋清的手掌上,从虎口绕过去,绕过食指,绕过大拇指,一圈,两圈,三圈,缠得紧紧的,紧得宋清的手指微微发麻。然后她把纱布头塞进最后一圈的缝隙里,拉紧,拍了一下宋清的手背。
  “下次再来,我就不给你缠了。”林医生说。
  宋清知道她还会缠的。她每次都说“下次不缠了”,但每次都会缠。缠得紧紧的,像怕宋清的手指会掉下来似的。
  宋清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走出医务室。走廊里很暗,只有尽头透进来一点天光。她把手举到眼前看了看,纱布缠得很整齐,白色的,干净的,像一个认真打好的绷带。她把手指弯了弯,纱布绷得太紧,弯不过来。
  她回到车间,坐回工位上。下午的铃声响了,传送带重新转起来,嗡嗡声重新充满了整个车间。纸盒又流过来了,一个接一个。她拿起一个纸盒,纱布太厚,食指弯不到底,拿不稳纸盒。她换了中指去撑盒盖,动作变慢了,笨拙了,像一个刚上工的新手。
  旁边的女人看了她一眼。
  那个女人姓什么,宋清不知道。只知道她的丈夫在罗马尼亚,已经一个月没来信了。她的话很少,脸上的表情很少,但她装弹的速度是最快的,快得像是跟传送带在比赛。她的手指粗而短,关节很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油污和火药灰。她看了宋清的手一眼,什么也没说,把手伸过来,拿走了宋清面前的纸盒。
  “我帮你装。你休息一会儿。”
  她的声音很低,很平,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宋清看着她。女人低着头,手指很快,很熟练地拿起纸盒,打开,装弹,封口,放好。一盒,两盒,三盒。她的动作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的活而变慢,反而更快了,像是要把宋清那份也赶出来。传送带嗡嗡地转着,纸盒哗啦哗啦地流过来,女人的手在灯光下上下翻飞,像两只不知疲倦的鸟。
  “谢谢。”宋清说了一声。
  女人没有抬头。也许听见了,也许没有。她只是继续装弹,继续在那个永远装不完的流水线上,一下一下地,把子弹塞进纸盒里,把战争塞进一个个小小的、棕色的、写着编号的纸盒里。那些纸盒会被送到火车站,装进车厢,运到西边,运到喀尔巴阡山的那一边,运到那些她丈夫所在的、一个月没有来信的地方。
  雪还在下。从车间高处的玻璃窗望出去,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和细密密的雪。传送带在转。灯在亮。女人的手在动。
  一切都和昨天一样。一切都和明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