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上午,匈牙利平原,布达佩斯以东。
天亮了。不是那种渐渐亮起来的、有过渡的亮,是突然亮了——太阳从云层后面跳出来,像一颗被谁猛地拉掉了保险栓的闪光弹,把整片平原照成一片刺眼的白。云的影子还在平原上跑,像巨大的、无声的兽群,从西往东,从残骸身上碾过去,又碾过去。光线太强了,强得让人眯起眼睛,强得让那些还在冒烟的残骸看起来像是自己本身就在发光。
叶凌站在佩斯城东那栋半塌的楼房的屋顶。楼原先有五层,现在只剩三层半,上面的部分被炮弹削掉了,砖块和混凝土碎了一地,楼梯的扶手扭曲着垂在半空中,像一根折断的肋骨。她踩在碎砖上,身体微微前倾,望远镜贴在眼前,调着焦距。镜筒里的世界晃了几下,然后定了下来,清晰地、无情地、像手术刀一样,切开了平原上那层薄薄的晨雾。
平原上到处都是燃烧的残骸。
不是那种整齐的、列队式的分布,是随机的、暴力的、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抓起来又摔下去之后的分布。
有的残骸头朝东,有的头朝西,有的侧翻着,履带朝天,炮管插进土里,像一头四脚朝天的死牛。有的还在燃烧,火焰不大,但很顽固,从装甲的缝隙里钻出来,舔着空气,发出一种轻微的、嘶嘶的声音,像是在叹气。黑烟从残骸里冒出来,笔直地升到半空,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停住了,被风从西边吹来的风吹散,变成一大片灰蒙蒙的、半透明的烟雾,挂在平原的上空,像一面洗不干净的脏床单。
她数了数那些残骸,从东往西,从左往右,一辆一辆地数。六辆,十二辆,十八辆,二十四辆,三十辆。
数到三十几辆的时候她就不数了。不是数不清,是不想数了。每多一辆,那个数字就变得更沉重一些,压在胸口上,像一块一块地往上摞砖。她知道那些残骸底下压着什么——压着坦克手,压着装填手、炮手、驾驶员、车长,压着那些她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人。昨天他们还在一起说话,还在争论晚饭的罐头是什么口味,还在问“什么时候能回家”。今天他们都在那些铁壳子底下,有的已经烧成了灰,有的还在慢慢地、一滴一滴地往外渗着什么东西。
每一辆残骸都是一条命,或者几条命。她不需要知道具体的数字。她只需要知道,四连的坦克团已经不存在了。四十四辆坦克冲出去,回来的不到十辆。那十辆也带着伤,车身上满是弹孔,有的炮管被打断了,有的负重轮飞了,有的车长指挥塔被整个掀掉了,像一个被砸开了脑壳的人。剩下的那些,就留在平原上了,留在那片被AC-130的三十毫米炮弹翻了一遍又一遍的土地上,留在黎明前那场持续了四十分钟的屠杀里。
林小军蹲在她旁边,也在看那片残骸。他蹲着的时候像一只缩着脖子的鹳,长长的腿蜷着,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望远镜他没有,他就用肉眼看。他看得很认真,像是在数残骸,又像是在辨认那些残骸是哪一辆车、属于哪个排、车长是谁。他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也许在念那些名字,也许在念别的东西。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没有感觉,是感觉太多了,多到脸上放不下,只能压在心底,压在最深处,压到连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只有他的眼睛在动,从一辆残骸移到另一辆残骸,像在翻阅一本没有文字的、用铁和火写成的书。
“连长,我们怎么办?”他问。声音不大,在清晨的空气里显得很单薄,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纸,飘了一下就落地了。
叶凌放下望远镜。镜筒的橡胶眼罩上沾着她睫毛上的汗珠。她用袖口擦了一下,把望远镜挂在脖子上,让它垂在胸口,金属的镜身贴着衣襟,凉凉的,像一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石头。
“等。”
“等什么?”
“等新的坦克来。从后方运过来。”她停了一下,想了想,又接着说。“没有坦克,我们过不了多瑙河。对面那些八十八炮架在河堤上,步兵冲过去就是送死。过不了多瑙河,就拿不下布达。拿不下布达,就进不了奥地利。进不了奥地利,就打不到德国。”她顿了一下,把那句话的最后一部分说出来,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跟自己说。“打不到德国,战争就不会结束。”
林小军没有说话。他低下头,开始擦枪。他把枪托抵在大腿上,枪口朝上,用一块沾了枪油的布,从枪膛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下擦。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块布和那根枪管上,像是如果不这样做,他就会去想别的事情,去想那些他不想想的事情。
叶凌从屋顶上走下来。楼梯很窄,没有扶手,每一步都要踩实了才能迈下一步。墙壁上的石灰在她经过的时候簌簌地往下掉,落在她的钢盔上,落得她的肩膀上。她走到一楼。楼里没有窗户,光线很暗,只有从门口和墙上的弹孔里透进来的几道光柱,斜斜地切进黑暗里,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慢慢地、慢慢地飘着。
地上躺着几个四连的伤员,有的躺在从废墟里捡出来的床垫上,有的直接躺在铺了稻草的水泥地上,有的靠在墙角,半坐半躺,姿势很奇怪,像是被人随手扔在那里的。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呻吟,有的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眼睛一动不动,像两颗玻璃珠子,什么表情都没有。天花板上有一个洞,从洞望出去能看见一小块天空,蓝的,很干净,像一面被擦干净了的镜子。
李苏皖蹲在一个伤员旁边,正在给他换绷带。伤员的左臂被弹片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从肩膀一直划到肘弯,皮肉翻开着,像一张没有合拢的嘴。血把旧绷带浸透了,变成暗红色,干硬干硬的,像一层铁锈。李苏皖用剪刀把绷带剪开,一条一条地撕下来,动作很轻,但还是粘住了伤口,撕的时候伤员的身子猛地绷紧了,咬住了嘴唇,没有喊出来。李苏皖的手很稳,缠新绷带的速度很快,一圈一圈地绕上去,缠得不紧不松。她一边缠一边念叨着什么,声音很小,嘴唇在动。叶凌听不清她在念什么,但那节奏很慢,很轻,像在哼一首摇篮曲,又像是在念一份永远不会结束的、永远也念不完的药方。
她从楼里走出去,走进街道。
街道已经不像街道了。两边的楼塌的塌,歪的歪,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拳头从两边往中间挤了一下。路面上铺满了碎石、碎玻璃和弹壳,走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像踩在碎骨头上。她踩在碎石上,靴子发出那种让人心里发毛的声响,一下,一下,一下。没有别的脚步声,只有她自己的。这条街上没有别的人了。活着的人要么在楼里躺着,要么在屋顶上守着,要么已经死了。
走了大约一百米,她停下来。她蹲下来,从碎石堆里捡起一张照片。
照片有两寸大,边角有点卷,被什么东西压过,但画面还算完整。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白色的裙子,站在一片花丛前面。花是红色的,也许是玫瑰,也许是别的什么花。她笑着,笑得很自然,不是那种对着镜头硬挤出来的笑,是那种真正的、从心里往外冒的笑。阳光很好,照在她的脸上,照在她的裙子上,照在她身后的花上,一切都很亮,很温暖,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拍的照片。
她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很娟秀,圆圆的,像学校里的女生的字。不是帝国语,是俄语。她看不懂那些词是什么意思,但她猜得出来——也许是名字,也许是一个地名,也许是一句“等我回来”,也许是一个日期,也许是所有这些加起来。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几秒钟,然后蹲下来,把照片放回碎石堆里。她没有把它压回去,只是放在上面,像把它还给某个人,像在说:这是你的,我不拿走。
她站起来,继续走。
她走到城边,站在一道矮墙的前面。矮墙是石头砌的,有一人高,上面长着青苔,青苔已经干了,变成了灰绿色的、脆脆的一层。她站在矮墙后面,把半个身子探出去,望着那片燃烧的平原。
风从西边来,从多瑙河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