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我终于崩溃到了极点。
不是因为成绩。
成绩其实在慢慢涨。
县城一中的张老师每周日晚上准时接我电话，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进步。
但压力也在同步疯长。
五月的第一个周一，父亲来上课的时候带了一个消息。
"村里的赵奶奶摔了，大腿骨折，躺在床上动不了。"
赵奶奶是村里最老的人，八十三岁，儿子在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次。
"我中午去给她送个饭，下午的课推迟一个小时。"
我点头。
他中午走了，下午两点才回来。
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
"赵奶奶怎么样？"
"不太好，骨头接不上，得去镇卫生院。但她不肯去，说没钱。"
他叹了口气，坐下，翻开课本。
"继续讲政治的主观题模板。"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给赵奶奶垫了五百块钱，让她先去卫生院拍个片子。
五百块。
他一个月工资两千四。
"你哪来的钱？"
"有。"
"你是不是动了我的大学基金？"
他没回答，开始在黑板上写板书。
"苏禹堂！"
他转过身。
"我拿了两百。基金里还有一万四。够了。"
"那是我的学费！"
"赵奶奶的腿也是腿。"
我被他这句话噎住了，满腔的火气被硬生生堵了回去。
但那天晚上我算了一笔账。
大学学费一年至少五千，加上住宿费生活费，四年下来要将近六万。
他攒了三年，攒了一万四千六。
一万四千六。
杯水车薪。
我第一次认真想过一个问题：就算我考上了大学，我上得起吗？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按不下去了。
它在我脑子里生根，每天晚上我做完卷子躺在床上，它就跳出来。
考上了又怎样？
学费怎么办？
父亲还能教几年书？
他的编制还能保几个月？
那些降压药要吃到什么时候？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不过气来。
五月十五号，我做完第六套模拟卷，大题一整道都答偏了，扣了26分。
我把卷子撕了。
然后把桌上所有的书和试卷全部扫到地上。
父亲就在旁边坐着，他正帮我批另一张卷子。
纸张飞得到处都是。
他也被打翻的书砸到了手臂。
"我不考了。"
四个字，说出来反而轻松了。
"我不考了。我去打工。去广东，去浙江，去哪儿都行。挣了钱给你治病，给赵奶奶看腿，给这个破村子修一条像样的路。"
"考大学不是唯一的路。别人家的孩子不也在外面打工？活得也挺好。我何必在这里折磨自己，折磨你？"
父亲弯腰从地上捡起被撕成两半的试卷，拼在一起看了看。
"大题答偏了，是因为你没看清题目里的时间限定。审题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我说我不考了！"
他把试卷放到桌上。
"听到了。"
"那你怎么说？"
他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拿起抹布把上面的内容全部擦干净。
然后他把粉笔放进口袋，把教案本合起来，装进帆布包。
"你要是真不考了，那我明天不用来了。"
他背起包，走到门口。
"你"
"你想清楚了告诉我。"
他走了。
没有回头。
那天下着小雨。
他走出院子的时候，雨水打在他的帆布包上，洇出深绿色的水渍。
我站在堂屋门口，赤着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面上。
暮色里他的身影拐过院墙的角落，消失了。
我蹲下来。
地上全是被我扫落的书和试卷，一片狼藉。
我伸手把离我最近的一本书捡起来。
是他手抄的那本数学教材，封面被我踩了一个脚印。
我用袖子擦掉脚印，一页一页翻。
每一页的右下角都有一个小小的页码，是他用红笔标的。
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写着一句话：
"念念加油。爸爸相信你。"
字迹很小，藏在页脚的角落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的。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每一本手抄教材的最后一页都写了这句话。
我抱着那本教材，坐在满地狼藉中间，哭到天黑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