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八大皇商被连根拔起，查抄家产合计白银一千六百四十万两。
这个数字送到乾清宫时，李小晟正在用早膳。他放下筷子，盯着那份清单看了很久。一千六百四十万两，相当于崇祯朝两年的田赋收入总和。这些钱本应该变成前线的粮草、士兵的棉衣、战马的草料，却在二十年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八个晋商家族的私库。
“触目惊心。”他放下清单，对身边的王承恩说了一句。
王承恩小心翼翼地回道：“万岁爷，有了这笔银子，辽东和中原的军饷就都有着落了。”
“着落？”李小晟摇了摇头，“你算过没有，辽东十三万大军，一年的饷银就要二百万两，加上粮草、军械、马匹，少说也要三百五十万两。孙传庭那边练兵剿贼，没有两百万两打底根本转不动。河南陕西的灾民要赈济，被李自成毁掉的城防要重修，各州县拖欠了两年的俸禄要补发——这一千六百万两看着多，真撒下去，能撑一年就不错了。”
王承恩愣住了。他从来没见皇帝算过这么细的账。
李小晟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那幅手绘形势图前，目光在辽东、中原、江南三块区域之间来回游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抄家只能解一时之急，不能解一世之困。大明财政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贪官多，而在于税收制度本身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从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到现在，整整六十年过去了。一条鞭法的本意是把各种赋税徭役合并成银两统一征收，简化税制，减轻百姓负担。这个制度在万历初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库充盈，百姓称便。但六十年下来，一条鞭法早已被地方官绅联手玩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
问题出在两个字上——折色。
一条鞭法规定赋税一律折成银两缴纳。百姓种的是粮食，但交税要交银子。粮食收获时，粮商压价收购，农民贱卖粮食换银；等青黄不接时，粮价飞涨，农民又得借高利贷买粮糊口。这一来一回，朝廷收上来的银子是多了一点点，但农民的骨髓被榨干了。更要命的是，一条鞭法并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官绅地主名下的良田越来越多，但他们有优免特权，不纳粮不当差；失地农民沦为佃户，照样要交税，负担反而更重了。
“田连阡陌者无税，贫无立锥者纳粮。”李小晟低声念了一句从后世史书里看到的话。
这就是崇祯朝财政崩溃的根源。朝廷的税基越来越窄，纳税的人越来越穷，收上来的银子越来越少。崇祯皇帝不懂经济，只知道一次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拿三饷去填无底洞，结果是把最后一批还能交得起税的自耕农也逼反了。
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重新丈量天下田亩，清查官绅优免，改革税收制度。但李小晟很清楚，这是大明开国以来最难捅的马蜂窝。整个官僚集团都是既得利益者，从内阁大学士到县衙书吏，没有哪个当官的人家里没有几百上千亩挂着优免旗号的良田。动他们的地，比动他们的命还严重。
他以崇祯皇帝的身份坐在这个位置上，最大的优势是他知道历史会怎么走，知道哪些人会降、哪些人会死、哪些人可以用。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劣势——整个官僚体系都是他要改革的敌人，而他又必须依靠这个体系来运转国家。
所以他不能急。
“王承恩，传朕口谕给户部。”李小晟沉吟良久，终于开口，“山西查抄的银两，先拨三百万两给辽东，由洪承畴亲自验收入库，一分一厘都要登记造册。再拨二百万两给孙传庭，专款专用，只用于练兵和军械。余下的存入内帑，没有朕的手诏，任何人不得动用。”
“奴婢遵旨。”
“另外，告诉户部新任尚书倪元璐，让他三天之内给朕上一道奏疏，如实禀报朝廷今年实际能收上来的赋税是多少，不要虚数，不要估数，是多少就是多少。”
王承恩领命而去。李小晟重新坐回御案前，铺开一张白纸，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官绅一体纳粮”。
这六个字是后世雍正皇帝用了十三年才勉强推行的新政核心。在明末这个时间节点上，想要一步到位推行这样的改革，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李小晟不需要一步到位，他只需要在关键的节点上打开突破口。
他想了想，又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苏松常镇，五年之内”。
这八个字指的是江南最富庶的四个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也就是后世的上海周边地区。这一带是大明最重要的税源地，土地最肥，粮食最多，商税最丰。但也是官绅势力最强大、土地兼并最严重、优免漏洞最多的地方。如果能在这里打开缺口，大明的财政困局就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而要动江南，首先要在京城站稳脚跟。
李小晟将那张纸折好，放进袖中。此刻他还不知道，就在他伏案疾书的同时，内阁值房里的一场密谈，正在酝酿着朝堂上新一轮的明争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