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来走的那天，B市下了一场雨夹雪。
雪落在地上就化了，混着泥水往排水口淌，整条工业路都是湿漉漉的黑色。我站在厂门口，看着蔡来的电动车尾灯在雨雾里变成两个小红点，越来越小，最后拐过建设路口，彻底看不见了。
他是连夜走的。晚上九点，他母亲从G省打来电话，说胸闷、头晕，在县医院急诊观察。蔡来挂了电话以后站在老杨家店门口，把手机攥在手里，屏幕还亮着，上面是通话记录——那个G省的号码，通话时长四分多钟。他站了大概十秒，把电动车钥匙掏出来，对我说：“服务站和福安新村的预约都排到下周了，单子在我包里，等会儿我拿给你。王奶奶的艾条快用完了，补的还在温姨之前留的那批存货里，搁在我床底下那个纸箱里头，你记得带上。”
“你妈怎么样？”
“以前也犯过胸闷，这次时间有点长。”他把钥匙插进电动车，头盔的扣带没系，就那么搭在下巴上，“回去看看。”他说得很快，比平时交代事情的语速快了半拍。
电动车发动的时候排气管喷出一小团白烟，尾灯闪了两下——他抬手头也不回地冲我挥了一下手，然后拧下油门冲进了雨夹雪里。
十二个小时后他发来一条消息：到了。我妈情况不太好，医生建议住院观察一段时间。这边暂时回不来，那几个老人的预约单在我包里，你帮我顶一阵。
我说行，你放心。
他说：连我妈在内，你都是第一顺位。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好一会儿。蔡来这个人，开玩笑的时候能把牛皮吹上天，正经的时候每个字都卡在分寸上。“第一顺位”这四个字不是随便说的，这是他把他手里所有信任他、依赖他的人，全部交给了另一个他愿意托付的人。
当天下午，孙巧云来服务站找我对健康讲座的初稿。她对完稿子以后把笔记本合上，主动提了一句：“蔡师傅走之前有没有把温姨那批艾条放哪告诉你？他那天搬箱子搬得满头汗，说是给福安新村那边预留的。要不要我去帮忙翻翻他床底下？”我指了指墙角那个纸箱说找到了，五包蕲艾，还有一张温姨留的字条——“这批艾绒放了一年多，绒更陈了。省着用。温姨。”纸条被蔡来用透明胶封了面，贴在艾条盒的侧面。赵小飞也在旁边，从档案柜底下掏出蔡来画的那张福安新村巡诊路线图，已经旧得起了毛边，上面的墨水字有些地方被水渍洇淡了。
“他连路线都给你画好了。以前是他骑车带你去，每次走哪条路都是他凭脑子记。”赵小飞指着图上一处标红的位置，笔迹很重，红墨有点洇，“四栋和五栋之间这个岔口，他画了好几版。第一版走北边那条路，后来发现沿途有施工改道，重画了一版改走南侧绕，拐角这里还特意注了一行字——‘此处路滑，王奶奶说去年摔过一次，绕远不抄近。’”他指着那行字抬头看我，“连王奶奶差点滑倒的路他都给你标出来了。”
我把那张图摊平放在服务站桌上。福安新村四栋、五栋、六栋，每一条小路都用铅笔写了别名：菜场拐角、陈大爷晒太阳的台阶、方阿姨晨练的小广场。有些标记是他最近刚加上去的，墨迹还很新。
我往他电动车钥匙上瞄了一眼——车棚里空了一个位置，平时他停车的地方现在只留一摊干了的雨水印。我把那张图折好揣进口袋，对赵小飞说，服务站的门从今天起晚关半小时，下周巡诊我自已跑。
接手蔡来的单子，没那么顺。
他的老客户对我并不陌生——王奶奶、陈大爷、方阿姨，这几个我跟着他跑了不下几十趟，进门先摸哪条经络、怎么对着罗盘看方位，都是他手把手教的。但轮到我一个人站在门口敲门的时候，门开的那一瞬间，老人往外看的眼神还是先找我身后。看了一两秒才反应过来，哦，小蔡没来。
王奶奶接过我递过去的艾条，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看，没有急着拆。她认出是温姨那批货，用手摸了摸桑皮纸外包，又放在鼻子底下隔着纸闻了闻，说这批艾绒比上次的还陈，味道更沉。然后她把艾条放在茶几上，问我：“小蔡他妈怎么样了？”
“还在县医院。情况暂时稳定了，但得再观察一阵子。”
她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别的，把卷到膝盖以上的棉裤裤腿重新放下来，用手掌在膝盖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两下。我把助行器往她手边挪了半寸，她没有马上站起来，只是把手搭在助行器握柄上，泡沫棉被她这两个月握出了几个浅浅的指窝。
陈大爷坐在一楼门口。收音机开着，这次放的是一段评书，惊堂木拍得啪啪响。他听得很入神，右手搭在藤椅扶手上，左手搁在膝盖上，核桃没转，就那么静静搁在虎口上。抬头看到只有我一个人，收音机没关，只是把音量拧小了一点。
“小蔡没来。”
“回老家了。他妈住院。”
陈大爷沉默了一会儿，把核桃在左手掌心里滚了半圈。核桃壳已经磨得发亮，纹路浅的地方都快磨平了。他看一眼核桃，又看一眼我，然后把收音机彻底关了。
“那你来。”
方阿姨把我堵在厨房门口问了整整一刻钟——蔡来母亲的病情，住哪个医院，谁在陪护，是不是他一个人在医院跑前跑后。问到最后从碗柜抽屉里把她囤的两盒土蜂蜜塞进我包里，外包装是透明塑料盒，盖子上已经起了雾。
“G省那边冷。这个蜂蜜暖胃，你给他寄过去。里面的小纸条也一起寄。”
我才发现盒盖内侧贴了一张便签，是她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四个小字——“按时吃饭”。字迹用力很深，纸都被笔尖戳了个小凹点。
一圈跑下来，福安新村的预约全部按时完成。最后一户是陈大爷隔壁单元那个常帮他带菜的老太太，只是轻微肩周炎，我带她做了几个托天动作，约好下个月再来看一次。从福安新村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转暗，路灯还没亮，灰蓝色的暮光铺在小区铁门外的空地上。
我跨上电动车，把头盔扣好。后座是空的——蔡来在后座坐了大半年，我骑车载他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坐我后座的时候嘴里从不闲着，一会儿说我骑得慢像老年代步车，一会儿又说电动车后轮该打气了，颠得他眼镜往下滑。
现在后座是空的。风从后面灌过来，和以前一样冷，但没有人抱怨了。
服务站的事也堆上来了。
年初厂里正式下发文件，员工健康服务站从试运行转为正式编制。乔振山把红头文件递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你现在不是帮帮忙而已。是专职。”那天下午我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白大褂的领口——左胸口袋上方原来印的是“B市第三制药厂”，现在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员工健康服务站”。黑体，字不大，印得有点歪。赵小飞看了一眼说后勤刻字的时候手抖了，回头让他们重印。我说不用，歪一点也是正的。
编制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更多的纸面责任。服务站每天都要登记：谁在什么时间接受了什么样的调理、调理前后的主观感觉、有没有不良反应，本人签名、操作者签名、日期——每一项都不能缺。赵小飞管档案，丁远志那批新的预检表被他按月编号塞进铁皮柜，按他的说法，以后不管什么时候谁来查，都能翻出原始记录。
与此同时，厂里开始推行职业健康档案试点。车间上报的腰肌劳损和重复性劳损个案，先转给服务站做初步评估，再判断是否需要转诊。这项流程把服务站嵌进了厂区正式的工伤预防体系。马国明在三号线尽头的封箱机旁瞅了我一眼，说了一句：“当初你给他按腰，腰好了他找乔主任拍桌子给你挤名额。现在工伤转诊也先走你这——一条龙服务。”视线又转回到传送带上，抬手拍了把一个码歪了的箱子扶正。
蔡来留下的单子我得跑，服务站的日常我得管，车间的劳损评估也得做。晚上回到出租屋，翻开笔记本，把当天所有接诊记录逐一补完。写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忽然停了一下——以前这个位置写的是“蔡来：福安新村巡诊，三人”。今天写的是：“蔡来：G省，母亲住院。”
我把那一页折了个角。从抽屉里翻出那张福安新村巡诊路线图，重新摊开——菜场拐角、陈大爷晒太阳的台阶、方阿姨晨练的小广场。这些地方以前是蔡来带我去的，接下来几个月，是我一个人走了。
第一周，我把自已每天的行程固定下来。上午在服务站接诊，把车间的劳损评估排在午休之前——趁工人还没开始犯困的时候把他们的腰、肩、膝盖按流程筛一遍。
下午如果服务站下午预约少，就去福安新村替蔡来的班。陈大爷的核桃计数快记满一页了，王奶奶在膝眼两侧换了新艾贴。
晚上吃完饭，把当天的康复档案全部整理完，然后把方阿姨塞的那两盒土蜂蜜打包好，附上便签，寄往G省。赵小飞主动把服务站的门禁钥匙多配了一套挂在更衣柜内侧，说万一我周末跑外面他也能正常开门。张翠芳隔天端来一锅萝卜排骨汤，说是给“暂时没搭档的人”补补。
出租屋床头那本《易经》扉页里的东西又多了一样。蔡来那张预检表旁边多了一张从牛皮纸信封上撕下来的纸片，上面是G省县医院的地址，字迹是方阿姨写的，圆珠笔，每笔都带弧，和她的性格一样。
好几天后我忽然做了一个事。服务站下班，我把蔡来那张巡诊路线图铺在按摩床上，用手机上的测距软件沿着路线一段一段量——厂门口到福安新村四栋，福安新村四栋到陈大爷一楼门口，陈大爷门口到方阿姨晨练的小广场，小广场到菜场拐角，每条线旁边逐一标注单程耗时。标完之后在路线图右下角写了四个字：“每日一遍。”
这四个字既不是行程记录，也不是待办提醒。乾卦九三的爻辞忽然浮上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不是说一天到晚绷着，是每天都做，不管有没有人看，不管搭档在不在身边。
我把灯关掉。窗外的路灯还是那盏，橘黄色的光穿过窗帘的缝隙，落在床脚那双鞋上。鞋底还沾着福安新村门口菜场拐角的泥，鞋带系得紧紧的，等着明天。
（第三卷
第一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