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年味还浓着。
沈砚在正月初一初二闭了两天门，初三一早把门板卸了，照常营业。街上拜年的人三三两两，绸缎庄的伙计在门口放了一挂鞭炮，红纸屑铺了一地，被风卷得到处跑。
上午没什么生意。几个老街坊进来喝了碗酒，说了几句吉利话，散了。
沈砚坐在柜台后面，把老吴年前送的那块熏鱼切了一碟，就着黄酒慢慢吃。他在等一封信。
陈小七是腊月二十七走的，如果路上顺利，腊月二十八到天津，二十九转车到北平。以他的性子，安顿下来之后应该会立刻托人带信回来。快则正月初二，慢则正月初五，信就该到了。
正月初四，信到了。
不是邮寄的——这个时代寄信太慢，而且不保险。是一个跑单帮的商人带来的，这人姓孙，常年往返于北平上海之间，沈砚跟他打过几次交道，算是半个熟人。
孙老板进了酒馆，要了一碗黄酒，一碟花生米，吃完喝完，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压在碗底下，起身走了。全程没说一个字。
沈砚等孙老板走远了，才从碗底抽出信封。
信封上是陈小七的字，歪歪扭扭写着“沈老板亲启”四个字。沈砚拆开，里面是三张纸，字迹比信封上还潦草，但能看出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的，像是花了很大力气。
第一张纸：
“老板，我到了。德胜客栈的掌柜姓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人很好。我报了咱们酒馆的名号，他就给我安排了房间，还管饭。他说他跟您是老相识了，让我放心住。”
沈砚微微点头。老刘还在，而且看起来还靠得住。老刘是老魏的拜把子兄弟，沈砚虽然没见过面，但通过几次信，彼此有底。
翻到第二张纸：
“老板，北平比上海冷多了，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我出去转了两天，前门、大栅栏、王府井都去了。街上穿军装的人很多，有中国兵也有日本兵。日本兵在大街上走，昂着头，中国人见了都躲着走。看着心里憋屈。”
沈砚的手指在信纸上停了一下。
日本兵在大街上昂着头，中国人躲着走——这就是1935年北平的日常。东三省丢了四年了，热河丢了两年了，华北的门户已经半开，日本人穿着军装在中国的首都门口大摇大摆地走，没人敢拦。
他把第二张纸放下，看第三张。
“老板，刘掌柜说，老魏年前来过一次，说他最近要去天津办件事，办完了就回来。刘掌柜让我在老魏回来之前先在客栈待着，不要乱跑，说北平最近不太平。我听客栈里其他客人的闲话，说日本人又在闹事，要搞什么‘自治’，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懂，但听起来不是什么好事。”
“老板，我身上带的钱还够，你不用惦记。等老魏回来了，我再给您写信。”
“小七。正月初二。”
沈砚把三张纸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凑近油灯，一张一张烧了。
陈小七在北平安顿下来了，这是好事。老魏还在，而且近期会出现，这也是好事。但北平“不太平”——这个陈小七不用解释，沈砚比谁都清楚。
日本人在华北搞“自治运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1934年底到1935年初，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双管齐下，一边拉拢华北的地方实力派，一边制造事端施加压力，目的就是让华北五省脱离中央，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这就是老魏说的“变天”。
沈砚站起来，走到墙边，看着挂在那里的中国地图。东北已经沦陷了，华北岌岌可危，长江流域看似平静，但日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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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驻军和军舰从来没有少过。这盘棋，日本已经下了很久，而中国这边，还在吵、还在等、还在寄希望于国联和外交。
靠外交，是挡不住刺刀的。
他需要加快节奏。北平的线必须尽快打通，不光是为了情报，更是为了在华北全面沦陷之前，把尽可能多的武器送到北边去。一旦日本人彻底控制华北，再想运武器进去，就难如登天了。
正月初五，酒馆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客人。
周恒昌。
他穿了一身半新的棉军装，没有军衔，没有徽章，但收拾得很整齐。脸上的气色比上次好多了，眼角的疤还是那道疤，但眼神里的麻木少了几分，多了一点亮。
一进门，他朝沈砚抱了抱拳。
“沈老板，给您拜个晚年。”
“周队长，坐。”沈砚从柜台后面出来，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大老远从浦东过来，专程拜年？”
周恒昌笑了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放下，正色道：“拜年是顺便的，主要是来跟您汇报一下情况。”
沈砚看了他一眼，回到柜台后面坐下。
“说吧。”
“上次您给的装备，我们已经全部投入使用了。”周恒昌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年前我们在杨思镇打了一场伏击，干掉了鬼子一个巡逻队，十一人全部击毙，我方无一伤亡。这是两年来我们第一次打出这种战果。”
“我知道，你让人送信来了。”
“那是第一次。还有第二次。”周恒昌的眼睛亮了起来，“腊月二十八，我们又打了一次。这次是鬼子的一支运输队，三辆卡车，从川沙往海边据点运物资。我们在半路上设伏，用手雷炸了头一辆，后两辆堵在路上动不了。战斗打了不到二十分钟，击毙日军十四人，缴获步枪十二支、弹药五箱、还有一批军需物资。”
他越说越快，像是在倒一肚子的话。
“关键是，这回我们的火力完全压住了对方。两挺机枪架在两翼，交叉火力把鬼子的反击压制得死死的，他们从头到尾都没能组织起有效抵抗。沈老板，这批枪太好用了，尤其是那两挺轻机枪，打起来又稳又准，换了三次枪管都没卡壳——”
“周队长。”沈砚打断了他，语气不重，但很明确，“这些细节，你不用跟我说。枪好用就行。”
周恒昌一愣，随即点了点头，收敛了一些。
“是我太高兴了，失态了。”
“应该高兴。”沈砚给他又倒了一杯酒，“不过你也要小心。连着打了两场，日本人不是傻子，会加强防范，甚至会组织报复。你回去以后，换个地方驻扎，短期内不要再动手。”
周恒昌端起酒杯，没有立刻喝，而是看着沈砚。
“沈老板，您不光给枪，还会打仗？”
“我不会打仗。”沈砚摇了摇头，“我只是比你多见过一些——因为装备太好而放松警惕，最后吃亏的例子。”
周恒昌沉默了几秒，把酒喝了，站起身来。
“沈老板，我记住了。还有一个事——上次您说让我用情报抵货款，这一个月我让人四处搜集了浦东日军的情况，整理了一份东西。这次带来了，您看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放在柜台上。油纸包不大，但鼓鼓囊囊的，里面至少装了七八页纸。
沈砚没有立刻打开，而是收进了抽屉。
“我会看的。有用的话，下次给你抵货款。”
“沈老板，不是抵货款的事。”周恒昌认真地看着他，“是这些情报本来就应该给您。您给了我们枪，给了我们打鬼子的本钱，我们能回报的，也就这点东西了。”
沈砚看着他，没有说话。
周恒昌又抱了抱拳，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回过头。
“沈老板，我代表我手下八十多个弟兄，给您磕个头。”
他说着就要往下跪。
沈砚从柜台后面一步跨出来，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周队长，我说过，你的命留着杀鬼子用。膝盖也是。”
周恒昌被他拽着，僵了片刻，终于没跪下去。他站起来，眼眶有些发红，用力握了握沈砚的手，然后转身大步走了出去。
风铃响了好几声，像是在替他告别。
沈砚回到柜台后面，从抽屉里取出那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手写的材料，字迹工整，看得出来是花了大功夫整理的。
第一页是浦东日军各部队的驻地、兵力、装备概略。第二页是日军巡逻队的路线和时间规律。第三页是日军据点的工事布局。后面几页是日军后勤运输线的节点和时段，以及几个伪军头目的底细和活动轨迹。
这份材料，如果送到军统或者任何一个抗日部队的指挥部，价值不亚于一百条枪。
沈砚把材料重新包好，锁进了柜台下面的铁柜里。这份情报，他要好好用。
正月初六，天还没亮，沈砚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他从枕下摸出驳壳枪，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往下看。
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巡捕房的制服，帽檐压得很低。沈砚认出了那个身形——老吴。
他把枪别在腰后，下楼开了门。
老吴一步跨进来，脸上没有了往日的悠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沈砚从未见过的紧张。
“沈老板，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