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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市精神卫生中心，档案科的人查了很久才从归档仓库里调出一个标注“已终止治疗”的旧病历袋。
病历袋薄薄一层，封面上盖着红戳：自愿入院，自愿终止。
主治医生栏签的姓和我手里那张挂号单上的一致，但我问到具体去向时窗口里的人告诉我那位医生六年前已经退休了。
护士站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护士查了旧班表，给了我一个座机号码，说这是医生退休前的家庭电话，不知道还能不能打通。
傍晚电话接通，那头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缓慢而沉稳。
我把那份病历袋里的内容转述了一遍，然后问了一句：“陆岩当年为什么要自愿终止治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信号断掉了。
然后那位老医生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道：“你问的这个人，我记了很多年。”
“他当年来找我的时候，身上发生了一些让周围人感到恐惧的变化。”
“别人怕他的程度不是躲着走那么简单，他说有人当着他的面把门锁死，有孩子在楼道里看见他就尖叫。”
“他做过全套检查，所有生理指标都正常，唯一异常的是所有录像设备都无法清晰记录他的面部特征。”
老医生的声音停了一下，然后变得更低了。
“他说最让他崩溃的一件事，是他去抱自己五岁女儿的时候，女儿忽然在他怀里哭了起来。”
“不是撒娇那种哭，是恐惧，眼睛睁得很大，嗓子都哭哑了。”
“他放下女儿之后来找我，跟我说了一句话——医生，我想试试一种大家都忘记我的办法。”
“我是研究精神科的，但我解释不了他的情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他的意愿。”
我把电话挂了，手背上的泪已经干了。
我没有回家，而是转了两趟公交去了郊区那家养老院。
张叔正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晒太阳，看见我走进来，他撑着扶手就想站起来往楼里走。
我快步过去挡在他面前，把那份调解记录的复印件举到他眼前，压低了声音。
“张叔，陆岩签的字我找到了，您说您不知道他，那您看看这个签名。”
他扫了一眼那张纸，手开始发抖，整个人慢慢坐回到椅子上。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低着头说了一段话。
“阿蘅，不是我们不想认他，是见不到他了。”
“他签完字之后头几天我还有点印象，后来印象就越来越模糊。”
“几个月之后我就只记得你和你女儿住我对门，别的什么也想不起来。”
“门口碰到他，我看不见他，是真看不见，不是不理。”
他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这二十年来逢年过节，我脑子里就会忽然堵一下，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但永远想不起来少了什么。”
“你今天拿这张纸给我看，我才把那张脸从脑子里捞回来。”
他的手指放下来，搭在调解记录的复印件上，那张纸在他指尖下轻微地抖动着。
“陈婆婆她也一样，你问她的时候她是真不记得，你走了之后她会站在摊前面发很久的呆，然后继续卖菜。”
“因为她只能继续卖菜。”
“你男人是个好人，他当年不让你们知道，是因为囡囡太小了。”
“忘了才能好好长大，你也别太执着了。”
我坐在他旁边的那张空椅子上，问他当年陆岩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说所有人都能感觉到陆岩身上不对劲，那种不对劲说不清楚，就是让人心慌，让人想躲开。
后来有孩子在他经过的时候哭，大人也开始投诉，社区的人来了解情况，陆岩没有争辩，主动提了一个方案。
他说他有办法消除影响，不需要社区出面帮他想办法，只要求一件事：不要让他的妻女知道这件事。
张叔说完了这番话，整个人像卸了什么东西一样靠在椅背上，闭上眼不说话了。
我坐在养老院院子里的长椅上，把记事本翻开，在物证清单最下面加了一行字。
精神卫生中心病历：影像记录无法捕捉面部特征，近距离接触引发周围人恐惧反应。
自愿入院，自愿终止治疗，内容移交社区调解。
我把笔帽按回去，合上记事本。
现在不止物证了，张叔的话、老医生的话、女儿在饭桌上的反应、刘姐那个僵住的笑容，全部指向同一个事实。
他们不是否认陆岩的存在，他们是被迫忘记的。
而陆岩签字放弃的，就是所有人对他的记忆。
档案里写的不是消除影响。
他签字要消除的，是他自己。
我站起来，把那本记事本塞进包里，然后望着养老院院子里那棵落光了叶子的梧桐树。
风从树梢穿过去，树枝轻轻晃了两下。
我现在知道了真相，但还不够。
我还差最后一步：让女儿想起来。
让她真正地想起来，不是被恐惧按下去的那种想起，而是越过那道墙，重新把那张脸认回来。